再说田地。隋文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之时,全国已垦耕地数量是1944万顷。到了隋炀帝大业中期,这个数字已经上升至5585万顷。不到二十年的时间,竟翻了近三倍之巨。与之相比,唐朝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的已垦耕地数仅为1430万顷,还不及隋文帝时期的数量,不到大业年间的三分之一。
综上所述,观杨广之所为,简直就是一代圣主明君,完全可以和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一较高下,这和后来那个暴戾恣睢、刚愎自用的魔鬼隋炀帝相比,简直是一在天之涯,一在海之角,判若云泥也。但令人奇怪的是,天使是他,魔鬼也是他,那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从天使走向魔鬼的呢?
有一个英国贵族——阿克顿勋爵说对了: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是滴,正是对绝对权力掌控的欲望,逐步改变了杨广的性格,使他最终变成了一个虚荣、固执、自私、冷酷的人;而对绝对权力掌控的实现,使得本已性格变异的杨广日益膨胀,最终在绝对权威的温室中走向变态。
隋炀帝干了很多富有争议的事情,其中最出名的有两件,第一件就是开凿大运河。
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开凿大运河是隋炀帝的专利。其实,最先想到开凿大运河的是杨广他爹杨坚,最先落实为行动的也是老杨。小杨只是在沿着老杨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而已,只不过他的决心更强、动静更大而已。
隋文帝时期,隋都大兴城(今陕西西安)人满为患,以至于粮食供应成了政府的严重负担。为了解决这么多人的吃饭问题,老杨于开皇四年(公元584年)命人从大兴城开凿了一条渠到潼关。这条渠就是在中国水利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广通渠(又名富民渠)。广通渠全长三百多里,将关中地区和关东地区的漕运连接了起来,有效地解决了大兴城的粮食危机。
到了隋炀帝时,虽然名义上的国都仍然是大兴,但实际的政治中心已经东移到了洛阳。可是,洛阳的人口也很多,同样存在着严重的粮食问题。这个问题摆上了隋炀帝的案头。
今天的很多人倾向于认为,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只是为了方便自己到南方游玩。其实,这种看法有失公允。方便游玩固然是开凿大运河的诸多好处之一,但却并非是隋炀帝开凿运河的主要原因。他主要还是想解决北方的粮食供给问题。此外,正如现在的很多官员喜欢通过形象工程来提升自己的政绩一样,好大喜功的隋炀帝也想通过这样一个庞大的工程来彰显自己的雄才伟略。
正是基于以上种种考虑,阿广分别于大业初年(公元605年)、大业四年(公元608 年)、大业六年(公元610 年)开凿了通济渠、永济渠和江南河。这三段水渠连接起来就构成了全长两千五百多公里的京杭大运河。
在那个工程技术极度不发达的年代,大运河的成功开凿是人力征服自然的伟大壮举。大运河将长江流域、淮河流域和黄河流域连成一个有机体,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条贯穿南北的交通大动脉,极大地方便了漕运,同时也大大地便利了文化交流,强化了政治控制,进而有效地巩固了国家政权。
唐代诗人皮日休以煽情的笔触评价道:“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论禹功不较多。”瞅瞅,都把阿广和大禹相提并论了。
日期:2012-01-04 08:21:05
2.一半海水一半火焰(3)
历经岁月的扰攘,现在的大运河仅剩一千七百九十四公里,但它仍然是世界上最长的运河,仍然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可见,开凿大运河确实是件好事儿。可问题是,做事的方式方法不对,最终导致了背离预期目标的不良后果,功在后世,罪却在当代。在这件事儿上,杨广至少犯了以下三个大错误:
首先是无条件地征集大批人民服徭役。开凿通济渠时,杨广就在河南、淮北一带征集了一百多万民工;开凿永济渠时,他又从河北征集了一百多万民工……大批农民脱离农业生产,以至于北方的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基本陷于停滞。与此同时,因为要照顾北方的缘故,南方的农业生产压力陡然增大,国家经济格局的平衡被打破,农业整体受到了严重的冲击。
其次是残暴地剥削、虐待民工。隋炀帝任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麻叔谋担任监工。这个麻叔谋生性残忍,爱吃小孩肉,以至于当时的父母在哄孩子的时候,都说:“别哭了,要不然麻老虎就来吃你了”。小孩子听了,马上就不哭了。让这么一个人做监工,民工的处境可想而知。不到一年,三百六十万民工中,就有二百五十万死亡,累累白骨遍布运河两岸。错误虽然是麻叔谋犯下的,但最终买单的还得是隋炀帝。
最后是贪婪腐化,穷奢极欲。大业元年八月,隋炀帝从通济渠南下江都。单是他乘坐的龙舟,就有二十四丈近八十米之高,船上建有四层高的楼阁。此外,还有专门为嫔妃们建造的舟船,同样是不惜工本。算上为随行大臣、仆人、将士们建造的船只,隋炀帝下一次江都,动用的舟船就在六千艘以上。如此庞大的船队绵延近一百多公里,除了由骑兵护卫外,还有八万名纤夫拉纤。所过州县,方圆五百里以内“皆令献食,极水陆珍奇”,吃不完,“将发之际,多弃埋之”。即便在今天,哪个国家领导人出行也没有这么大的排场。如此庞大的船队,其花费之巨,小玉连想都不敢想。
隋炀帝爱出风头,喜欢那种前呼后拥的感觉。自大业元年一下江都后,他就迷上了出巡,在位的十三年间,居然先后出游八次,其中三次是去了江都。巡游过程中,隋炀帝大讲排场,奢侈浪费极其严重,广大人民群众饱受摧残。
有朋友问了,他这么胡来,就没人出来劝谏吗,大臣们都是吃干饭的啊?这个问题该怎么回答呢,只能说早先有,后来就没有了。因为阿广这个人特别不喜欢别人给他提意见。他“恃才矜己,傲恨明德”,“除谏官以掩其过”,在中国古代帝王当中是数一数二的。阿广曾经明目张胆地对大臣虞世南说:“我这个人生性不喜欢别人进谏。位望已经显达的人还想用谏诤来沽名钓誉,我不能容忍;至于地位低下的人,虽然可以宽恕,但我终不让他有出头之日!”说实话,中国古代绝大多数皇帝都不喜欢大臣进谏,但如此恬不知耻明说的,只有杨广一个。
隋炀帝由着自己的性子一味胡搞乱搞,大臣们为了保位保命,缄口不言。结果,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越积越多。于是,不堪忍受的人民愤怒了。
大业六年(公元610年)正月初一,建国门外突然来了一队几十人的僧侣。这些僧侣“皆素冠练衣,焚香持华”,自称是弥勒佛。卫兵一听是弥勒佛,赶紧稽首参拜。岂料,“弥勒佛们”突然发难,抢夺武器。正好隋炀帝的二儿子齐王杨暕打这里经过,顺手平息了这场突如其来的暴乱,否则后果不堪设想。隋炀帝很生气,下令严查此事,“都下大索”,无辜受到牵连的群众竟达千余家。“弥勒门事件”是《隋书》中记载的第一件民变,可以说是后来的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先声。
尽管如此,隋炀帝还是没有吸取教训。十四天后的元宵节,他尽集各国酋长及使者,盛陈百戏,表演艺人多达一万八千人,声响远传数十里之外,灯火把黑夜照耀得如同白昼。演出活动通宵达旦,一直持续到正月底。
各国商贾都希望到洛阳东市进行贸易,炀帝就下令东都商户家家整饰店面,广积珍货,商人要衣饰华美,卖菜也得先用龙须席铺地,然后再摆菜蔬。外邦商客经过酒食店,店主须得盛情邀入,不仅不收一个铜子儿,而且还得喊口号:“中国丰饶,酒食例不取值。”所有的树木都要用绸帛缠饰。有些外商就不明白了:“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形,何如以此物与之,缠树何为?”可怜国人无以言对。
六月,雁门人尉文通聚众三千造反,旋即被政府军镇压。十二月,硃崖人王万昌举兵作乱,也遭镇压而失败。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人民的反抗已经星星点点地涌现出来,再不加以控制,恐怕就会形成燎原之势了。到了这个节骨眼儿上,按说隋炀帝也该警醒了。可是,他不但不节制自己的欲望,反而变本加厉,又做了一件更大的蠢事。
终于,大隋的天空被捅了一个大大的窟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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