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人数在2000万以上，占人口的80%，有全国土地的约35%。农民基本上是自由民，但这“自由”也仅仅是名义上的自由而已，他们注定一辈子被束搏在土地上挣扎：农民中，完全拥有独立土地的农民凤毛麟角，大部分是佃农；佃农中大部分是所谓“折半佃农”，他们要把一半的收成作为地租上缴给土地所有者；除了地租，农民需要承担的税费更是名目繁多：比如耕种税，是在土地上耕种要向领主交纳的税，通常是收获的四分之一；买卖税：进行任何财产交易要交纳的税，相当于农民的营业税；过桥过路税：农产品过桥过路必须交纳的税；顺便说下，这个桥啊路啊的，都是由农民通过服劳役，无偿修建的，完成以后，贵族就来向农民收税了，这跟拦路剪径没什么差别。还有个可笑的尘埃税：农民必须为牲畜过路时扬起尘埃交税。

　　农民收获的作物不许自行打磨，也不许自行烤成面包。他必须到贵族专有的磨房里磨粉，然后在贵族的面包炉上烘面包；如果他种植葡萄做酒，他也必须到贵族的葡萄压榨机上榨葡萄。当然，这些都是要钱的。贵族老爷就这样榨光了农民最后的油水，但是就这样，爱摆架子的老爷还是觉得不过瘾，有的地区农民还必须在晚上为贵族驱赶田鸡，以让他们的贵族老爷能安心睡眠。

　　对于教会，农民还必须承担十一税。圣经上说，地上所有的……十分之一是耶和华的。看哪，上帝都这么说了，农民也只有交纳的份了。当然，农民还要承担捐款、举办婚礼时候的“圣礼”，不一而足。
　　前面说了这么多，如果你认为这就是农民负担的全部，那么你就错了。他还有国王的税没交呢！前面所说到的税都属于地方，称地税。另外。农民还必须承担给国王的税，就是国税。这个国税包括：所得税，这个没什么好解释的，大家都在领教。人头税，按照人口计算的税。土地税：按照耕地和房产价值计算。盐税和酒税：这盐是大家都要吃的，所以农民需要向政府购买官盐；法国是葡萄酒产地，所以酒税也必不可少。

　　就这样，农民能达到温饱水平的只有百分之十三到十八。农民辛苦整一年，他们的收获，经过七扣八扣，最后属于自己的只有四分之一或者五分之一。这剩下的残羹冷炙是绝对没办法支撑一年的，于是到了冬季，或者是歉收的时候，如果不想饿死，行乞成了农民唯一的活路。1777年，乞丐达150万，法国成了乞丐的王国。
　　大批大批的乞丐涌向巴黎和法国的各个城市，这让高尚脱俗的贵族老爷和富贵典雅的资产阶级暴发户们极其不爽：这些臭气熏天的粗俗野人在美丽的国际城市巴黎招摇，实在有碍市容，损害巴黎形象嘛！而且也是个社会不安定因素。英勇的王家骑警曾经多次奉命出击，逮捕他们所看到的乞丐，在1767年就逮捕了5万名。他们把身强力壮的押去服苦役，其他的押到乞丐收容所。

　　写到这里我忽然灵机一动，想为国王献计献策：咦，把他们押在乞丐收容所里，收容所还要管饭，太亏了。为什么不多造几个遣送站，把他们直接遣送回家，这样多省事啊？但后来想想也不对：这样一来，不就断了人家的活路。而且，人为了活命，还是要跑出来行乞的。
　　农民开始了不断的反抗。在大革命前，法国境内强盗四伏，他们多半是落草的农民。零星的农民暴动和抗租抗税事件也不断发生，“对城堡作战”成为农民的口号，因为大贵族往往居住在城堡里。如在利穆赞，起义者在侯爵的城堡门前树起了绞架，上面写着：“此绞架将吊起一切向领主缴租者，同时还有领主本人，如果他要求人们缴租的话。”

　　也有大批大批破产农民跑到城市里打工谋生，很快各个工场工人达到30万，已经人满为患，而农民还在纷纷涌来，劳动力成了卖方市场，1789年，城市里市民失业多至半数。劳动力大军整天把招聘会拥挤得人山人海，黑心的资本家乘火打劫。一般工人的工作日长达16-18个小时。数不清的男女劳工，还有童工们在潮湿又阴暗的厂房内，毫无劳动保障地工作，整天累得筋疲力尽，而资本家因为没有工会组织的制约，任意克扣工人工资。在巴黎，大革命前普通工人的日工资多的也只有几十个苏，大约一半或者大部分用来买面包。这些整年挣扎在生存线上的人构成了城市平民的主流，他们后来被称做“无套裤汉”，也就是后来的“无产阶级”了。

　　据研究，大革命前夕与18世纪初期比较，地租增加98％，物价增加65％，工资只增加22％。所以一般小民的生活只有每况愈下。1788年收成欠佳，入冬严寒，河水冰冻，食粮既短缺又无法输送。小民们真的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了。

日期：2007-4-29　23:47:00

　　就在路易十六夫妇陶醉于人民的欢呼中的时候，王后的母亲保持了清醒的认识。这个从政了几十年的女王给她女儿来信说：“我对你们唯一的希望是，在任何事情上切不可操之过急。你们应当亲眼看一看，一切都先不要触动，宁可保持原样，否则便会出现难以驾御的混乱局面……”
　　但要“保持原样”实在困难。路易十六刚登基，最大的贵族奥尔良一家，就拒绝参加为先王路易十五举办的追加葬礼，并公开宣誓要与路易十六及其子孙斗争到底。危险的反叛讯号从贵族内部发出了。
　　路易十五留下的是人民食不裹腹、各阶层怨声载道的烂摊子。更糟糕的是，国家财政早已资不抵债，面临崩溃，也实在难以保持原样了。新王只好把希望寄托于改革。1774年，路易十六任命重农派经济学家杜尔果为财政总监。杜尔果认为，只有农业才能生产纯产品，也只有农民才是生产阶级，因此欲振兴法国，必先振兴农业；而欲振兴农业，必须先把农民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为此，杜尔果推行了一系列自由贸易政策。他还向国王提议，创立新的民法典，进行全民选举，由议会向国王提供建议。杜尔果认为，这样国王就能听到人民的呼声，作为只有建议权的议会也不会影响到王权。杜尔果说，“王权就会受到人民的启发，但它不受阻碍，公众舆论也会满意，而无任何危险。”

　　杜尔果建议实行针对新教徒的宗教宽容政策，并考虑向教士阶层征税；杜尔果深知特权等级免税制度是造成财政困难的原因之一，更是造成民怨沸腾的焦点，有必要加以根除。于是，他试图从征税上打开突破口。1775年，他下令以道路税取代原先的道路劳役，道路税要普遍缴纳，连国王也不能例外。顽固的特权阶级很快就从杜尔果的小试牛刀中看出了他的险恶用心：我们是生来就免税的，他凭什么要我们交纳道路税哪？他是想进一步剥夺我们天生就有的光荣权利呀！于是他们坚决反对。

　　但新王明确表态支持杜尔果，他在宣布废除劳役制的序言中说，“除少数几个省（三级会议省）外，几乎所有的道路都是我们臣民中最贫穷的那部分无偿修建的。一切负担就全部落在那些除了双手外一无所有，并且与道路只有极其次要厉害关系的人们头上；真正有切身利益的是所有者，差不多全部是特权阶级，他们的财富由于修路而增长。人们强迫穷人单独维修道路，迫使他们无偿提供时间和劳动，这样一来就剥夺了他们抵御贫困饥饿的唯一手段，让他们为有钱人的利益劳动。”

　　在其它场合，国王也说过类似的话。比如，在饥荒年代，他说，“朕欲保卫人民免遭无衣无食之苦。有钱人强迫他们劳动，高兴给多少报酬就给多少。朕不能容忍一部分人听任另一部分贪婪的人摆布。”后来尝试进行兵役税的改革，国王也特地说明，“纳兵役税者已为征收兵役税的烦恼所折磨，他们至今仍在承受那些意外的增派，以至我们臣民中最贫苦的这部分人的税额增长比例远远高于所有其他臣民。”

　　可见，路易十六非常清楚，造成王国财政困难的根本原因，正是社会负担的不公，而这样的不公造成了普通人民的苦难，也危害到他的王冠。因此只能进行改革。
　　在国王和贵族之间的斗争中，双方都互相揭发对方骇人听闻的种种罪恶，用鼓动的词汇描绘人民的苦难，并把人民的苦难归罪于对方。但高高在上的当政者可能不知道，普通小民不是只会听话的机器，他们有自己的判断能力。人们默默地听着，这些慷慨的互相揭露和鼓动慢慢点燃了民众心中的怒火。十多年了，君主多次试图进行自上而下的革命，但总是半途而废，终于，人民等不及了，他们要自己进行革命了。于是人民一涌而上，把PK场上的双方都挂了。

　　贵族们对国王的改革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巴黎高等法院刚刚蒙大恩被国王恢复了权力，但法官大人们丝毫不领情，显示出白眼狼的本性。他们从发霉的仓库里拿出古董一样发黄的几百年前的法律文书，引经据典地说，法律上不是明明这样写着吗，“僧侣以祷告为国王服务，贵族以剑为国王服务，第三等级以财产为国王服务。”因此国王的命令是错误的，违法的，法院拒绝登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