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室在黄河淇水间的殷商故地上建立卫国，分管一批殷遗民，而遗民的酗酒恶习显然难制。周公担心他们聚众饮酒，纵性生乱，故命令卫国君主康叔当众宣读限酒令。读此《酒诰》一篇，便知周公之意不在酒，分明是在说天下兴废。故说纣王之恶实是殷人社会之弊，没有殷人的酗酒成风，又如何会有纣王的“酒池肉林”呢！有一种社会观察是较为准确的，“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其民之敝，荡而不静，胜而无耻。”（《礼记?表记》）

　　周人恰是自律的，据大盂鼎铭文所示，周康王仍牢记祖训，告诫臣下不蹈殷人纵酒亡国之覆辙，而周朝的酒器数量也确有递减的趋势。
　　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 ，绝旨酒 ，曰 ：“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 ”。
　　——《战国策?魏策二》
　　所谓“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与其说是大禹的神奇预言，不如说是周文化的冷峻反思。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现藏有一套西周的祭祀礼器，名曰柉禁，其中用以摆放酒具的器座叫做“禁”。禁的纹饰张扬着想象力，有夔纹、鸟纹、龙纹等等，然而禁的文化内涵却是极其克制的，即有禁酒之意。《孔丛子?儒服》所载“遗谚”有云：“尧舜千钟，孔子百觚”。虽有夸大，也非无凭。孔子本乃性情中人，卓然有祖风，他说：“觚不觚，觚哉！觚哉！”觚乃酒器，酒器不装酒怎么行，于是倒上！倒上！后儒称赞孔子的酒量，便把尧舜也一并捎上。

　　（今日配图发不上来，诸位见谅！）
　　日期：2012-01-16 22:27:16
　　2.2 道德审判
　　当中国人对晚商暴政进行猛烈抨击与全盘否定时，大家或许该抑制道德主义的宣泄。后人对殷商不近情理的苛刻，以至于忽略了他们还只是文明初期的先民，他们身上的种种愚昧、暴戾甚至罪恶，都只是展露了那个大时代一切糟糕的一小部分。
　　我们远观丛林，觉得一片生趣盎然，但当我们涉足其中，便会知道那种稳定来自残酷食物链的锁定。我想说的是，时人看时人，大家一个样，先人看先人，绝不如今人看先人，会有那么大的震惊与愤慨。历史本不该教人仇恨，而是提供经验。后人应该做的，不过是小心翼翼地在满目疮痍中剔出文明的火种与遗产。
　　《淮南子?缪称训》有言：“三代之称，千岁之积誉也；桀纣之谤，千古之积毁也。”成汤未必如此英伟，而帝辛也未必有传闻中那般不堪，所以史家使用“商纣王”这种不伦不类的蔑称只是出于习惯，而并不严谨。当然，今人论史，可以尊重一些无伤大雅、无害原则的习惯。
　　曾有学者指出殷商走向衰亡的原因很可能与古罗马相似，即大量使用青铜器饮酒导致铅中毒。且不论古罗马的铅水管不如中国先秦的陶水管安全，殷人对酒器的接触程度岂能与古罗马人日用铅水管相提并论，饮酒再多也不可能多过饮水。更何况殷人的青铜酒器一是合金，二是普及程度有限，不可能造成殷人集体的、深度的铅中毒。故此论虽视角独到，却也有为暴政开脱之嫌。

　　“因为世袭的君主得罪人民的原因和必要性都比较少，因此他自然会比较为人们所爱戴。除非他异常恶劣，惹人憎恨之外，他的臣民自然而然地向着他，这是顺理成章的。”
　　——《君主论》马基雅弗利
　　“纣王”之恶实是殷人社会之弊，之所以天下之恶皆归于帝辛，并非如后人所想出自周人抹黑，而是源于周人的王政理念。在周人那里，君主对于王政堕落是要负全责的，此是后话。
　　日期：2012-01-16 22:35:36
　　今人对黑暗神权的反感也是应该尊重的。晚商的暴虐统治也并非出自儒家的摸黑，《墨子》便讲到纣王“贼诛孩子”，“刳剔孕妇”。此外，把绝对王权视为天公地道的法家亦可为证，《韩非子·喻老》记载:“纣为肉圃，设炮烙，登糟邱，临酒池。”甚至连殷的朝廷大员都觉得国家病入膏肓。《尚书·微子》中记录了微子和太师、少师的问答，说天帝要将灾于商，但君臣酗酒，竟不畏惧。国家祭祀荒废，却刑杀严苛，横征暴敛，民怨鼎沸，亡国不远了，赶紧弃暗投明吧。

　　在甲骨文考释工作展开以前，没有人确信商人会以杀人来祭神殉葬；在殷墟发掘之前，人们更无法想象杀戮的残忍程度。吴其昌早年所作《殷代人祭考》就认为“伐祭”是砍人头祭祖，但信者寥寥。其实以今日的文明程度来回顾三千年前，“天邑商”这个政教合一的王国绝对是黑暗多于光明的。即便没有《周书》与《史记》的渲染，甚至没有任何文献的记载，我们仍可结合世界早期历史来推想殷商时代的糟糕。

　　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不仅都是严格区分平民与奴隶的，而且都为奴隶准备了悲惨的境遇。殷商野蛮的神权政治毫无疑问会造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为疯狂的人祭人殉灾难，这种判断果然得到了近世考古发掘成果的支撑。人祭乃是以活人作为祭品祭献神灵的宗教仪式，《左传》中有“用人”之指，即杀人以祭。可奴隶像牛羊一般作为牺牲，算不算人呢？这些奴隶被或活生生烧死、或被投入江中、或被去头沉埋地下，而人殉则是用人陪葬的丧葬习俗。大批的奴隶多来源于战俘，可商人并未将其用于经济生产，而是奴役他们从事其他的苦差。等待那些胆敢逃跑之奴隶的，是无比残忍的酷刑，比如刖刑（锯掉一只脚），而受刑之后仍然不能逃脱悲惨的命运，不是不死，而是时候未到。他们死后，骨骼还可能被精选一番，以用作骨器的原料，为这个世界增添美好。按奴隶制的标准来看，殷周都是不合于西方的，但殷人尊神的血腥真相却不容掩盖。

　　神权统治的特性决定了国家的信仰不能垮、局势不能乱，一旦如此，神权见鬼。《吕氏春秋·贵因》说武王伐纣前曾派出探子，据其回报称，商之王政江河日下，从“谗慝胜良”到“贤者出走”，再到“百姓不敢诽怨”的极点，简直无可救药，于是武王决定出征。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重大决策过程中，占卜并未居首要地位，而让位于情报收集与形势分析。孔子后来说：“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孔子的感情很复杂，他自然知道暴政注定商的灭亡，在形势上，商周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逆转，在道义上，周人早该为天下兴利除害，但周人还是等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才发起军事行动。周人的隐忍至德既合乎儒家提倡的君臣之义，同时也切中了孔子内心对“根”的天然同情。

　　《荀子·议兵》记载:“纣刳比干，囚箕子，为炮烙刑。”孔子赞赏的“三仁”（比干、微子、箕子）在纣王治下均不得志，反衬出殷商之“不仁”。孔子纵使千般念祖，又岂能翻案。不过历史上的部族纠葛一旦迈过，现实中的博学家孔子便会上升到前无古人的境界。于是，为了文明的进程，道德必须做下审判！
　　日期：2012-01-17 22:19:05
　　2.3革命包装
　　公元前十一世纪中所发生的牧野之战（具体年份有几十种说法）宣告了中国文明史上“革命”的问世。近世毛公有言：“革命就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在殷周之际，革命也是暴动，是一个部族征服一个部族的暴烈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