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否意味着，当我们要维持这颗行星的繁荣的时候，在不同类型的农业之间无法作出选择？当然不是。一些类型的农业比另一些更具破坏性，但是在决定采用哪种农业的时候求助于“自然”或者“本能”是没有用处的。您应该严肃而理性地——科学地研究证据。伐木和焚烧（顺便说，没有什么农业系统更接近于“传统的”）毁灭了我们的原始森林。过度放牧（这同样也被“传统的”耕作所广泛采用）导致了土壤浸蚀，并把肥沃的草原变成了沙漠。再看看我们现代社会，单一耕作、施用化肥和农药，这对于未来不利；滥用抗生素促进牲畜的生长则更加糟糕。

　　顺便说，这种歇斯底里的反对转基因农作物潜在的风险的行为令人担忧的一个方面是，它转移了我们对已经了解得很透彻的——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忽视的——已知危险的注意力。耐药性细菌的进化是达尔文主义者在抗生素发明的时候就已经预见的。不幸的是，警告的声音太小了，现在它已经完全被“转基因、转基因、转基因、转基因、转基因、转基因”的刺耳噪音所淹没了！
　　而且——如我所预料的那样——如果转基因灾难的可怕预言未能成为现实，失望的情绪将会转变为对（其他）实际风险的忽视。我们今天关于转基因的争吵将会变成一个可怕的“狼来了”的故事，这会发生吗？
　　即使农业可以是自然的，即使我们能培养出对自然方式的某种本能的亲善，自然一定会成为一个好的行为榜样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仔细思考。在一种意义上，确实可以认为生态系统是平衡与和谐的，组成生态系统的物种相互依赖。所以商业公司破坏雨林的屠杀是如此的罪恶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留心对于达尔文主义的一个很普遍的误解。丁尼生（Tennyson）在达尔文之前所写下的诗句是正确的。自然确实是血红的牙齿和利爪。与我们所相信的截然不同，作用于每一个物种的自然选择（规律）并不喜爱长远利益。它喜欢短期收益。伐木者、捕鲸者和其他为了眼前的贪欲而挥霍未来的投机商，只不过与所有野生生物30亿年来所做的一样。

　　难怪“达尔文的斗犬”T.H. 赫胥黎在对达尔文主义的批判上形成了他的伦理观。当然，并不是对于作为一门科学的达尔文主义的批判，因为你不能批判事实。然而，正是因为达尔文主义是一个事实，我们才要与自然的自私和对自然资源的剥削相斗争，这对于我们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能够做到。可能任何其他动植物都做不到。我们能够做到是因为我们的大脑（毫无疑问，自然选择的短期达尔文利益导致了我们的大脑的产生）发达到能够看到未来并能谋划长远的结果。自然选择就如同一个只能上山的机器人，即使这会使它停留在一座微不足道的小山的山顶。没有下山的机制，或者穿过峡谷到达高山另一边的缓坡的机制。没有自然的深谋远虑，没有什么机制会警告当前的自私收益将导致物种灭绝——事实上，99%曾经存在的物种现在都已经灭绝了。

　　人类的大脑——或许在整个进化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能够做到穿越峡谷并且设想出免于灭绝的办法，向着远方的高地前进。长远的计划——以及因此保护地球的可能性——是在这个行星从没出现过的，甚至是背道而驰的。它只存在于人类的大脑中。“未来”是在进化过程中新的创造。它是宝贵的，也是脆弱的。我们必须使用我们所有的科学手段来保护它。
　　这听起来也许像一个悖论，但是如果我们想把这个星球留给未来，我们必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停止听取自然的建议。自然是追求短期达尔文主义利益的投机商。达尔文自己说过：“对于自然笨拙、浪费、粗俗而极其悲惨的作品，一个魔鬼牧师的书还能写些什么呢？”（这句话来自达尔文给胡克的信。当时，“魔鬼牧师”是指为魔鬼布道的人，而达尔文在物种起源发表以后也有人用这个称呼攻击他——译注）

　　当然，那是令人沮丧的，但是没有法律规定事实必须是令人愉快的；没有理由攻击提出事实的科学，仅仅是为了感觉好一点而选择另一种世界观，这是毫无意义的。无论如何，科学并不全然令人沮丧，顺便说，科学也不是傲慢的“万事通先生”。任何真正的科学家都对您所引用的苏格拉底的名言抱有好感：“智慧意味着自知无知。”除了无知，还有什么能促使我们进行探索？
　　殿下，最让我感到悲哀的是，如果您拒绝科学，您将失去多少。我自己试着写出科学奇迹的诗意，但是我能冒昧地向您推荐一本其他人写的书吗？那就是由已故的卡尔·萨根撰写的《魔鬼出没的世界》。我特别想提醒您注意书的副标题：科学，照亮黑暗的蜡烛。
日期：2012-02-09 16:0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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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简单的多细胞腔肠动物开始，细胞逐渐出现了分化，不同的细胞担负不同的任务，为了协调各细胞之间的工作，出现了专门传递信息和协调机能的细胞，这就是神经元细胞。这些特别的细胞刚出现时是散在分布的，就像是满天星斗中特别明亮的几粒星星，不断处理着相近细胞的联络业务。当生物体积进一步增大时，这种低效率的处理方式已不再适用。从水螅开始，神经元开始彼此形成网状结构，信号可以在网络间传播，处理效率进一步提高。

　　等动物发展到蚯蚓这个水平时，因为个体急剧增大，对信号处理的要求越来越高，低级的神经网络已难以满足需求，这时神经细胞开始聚在一起形成许多小团，这就是神经节。特别在头部咽上和咽下两个部位，神经节非常发达，也就是说，从这个面条一样的动物开始，动物学开始出现了头部概念，在那里，将要产生大脑。
　　蜘蛛的感觉器官和有关的神经节聚集更加靠前，已经形成了真正的头部。但现代意义的大脑需要神经细胞继续增多并且相对集中，这一任务在早期鱼类那里得以实现。然后是两栖动物，它们的大脑已经有了左右半球之分。爬行动物则出现了大脑皮层，这又是一次飞跃，从爬行动物开始，大脑正式成为机体活动的最高调节和指挥中心。
　　我们很少认为爬行动物是聪明的动物，因为它们的大脑皮层太薄了，只有区区一层细胞。直到早期哺乳动物才又长出了一层细胞。随着高级哺乳动物的出现，大脑皮层持续增大折叠，形成沟回结构。到了人类这里，已经比爬行动物多出了五层细胞，展开面积达到二十多平方米，全面负责人体的知觉、记忆、语言、思维、想象等活动，特别是记忆能力空前强大，容量几乎无限，思维想象能力更是天马行空，这时已没有什么能阻止人类向更高的智能水平迈进。

　　大脑的进化过程与人类的一个特殊社会现象非常接近，那就是政权的产生。在人类社会的低级阶级，比如一两个人独处山林时，它们不需要领袖。随着人口的增加，会出现初级的政权形式，就是散在的部落政权，相当于散在的神经元。后来人口继续增加，各部落之间开始出现联系，后来散在的部落将不得不形成相对集中的城邦，这相当于神经节。城邦政权的出现是不是有利于当地人口增加，我不敢断言，但可以肯定，因为聚居，需要处理的信息不断堆积，更为集中和独裁的国家政权将由此而产生。

　　没有一种社会现象能超越自然选择的监控，甚至国家政权也是如此。国家的出现正如大脑的出现，都是生物进化的必然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