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保守派贵族看来，巴克斯想投降再好不过。假使朱古达被马略在战场上击杀或生擒，那么马略的声望必然更加如日中天而不能控制，若是巴克斯把朱古达作为议和的条件献上那可大大不同。马略能武不能文，这外交斡旋的功劳自然记不到他头上。而与此同时，因为和巴克斯之前的碰面和这些信使的举荐，苏拉成了理所应当的使者去巴克斯那里完成这次议和。

　　这一年是公元前104年，在中国此时是汉武帝太初元年，司马迁在这一年才开始写作史记。而苏拉的这次使命，却像百多年之后东汉的班超一样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倘使一切顺利自然劳苦功高，但是以数十人深入大漠中的敌人后方，打交道的又是之前有过反复的外族人，这也是博命的生意。
　　如此苏拉一行人就在茫茫荒漠上向巴克斯的营寨进发。苏拉喜好读书，学识惊人，传说亚里士多德就是他最早翻译介绍给罗马人的。读了万卷书的他又行了万里路，或许就注定了他的惊人成就。
　　第二天清晨，天边忽然拥来了黑压压的大批的人马。罗马人一阵紧张，到了近前方才发现只不过是散得很开的小股骑兵。为首的是巴克斯的一个儿子，专门前来作向导。
　　又走了两天，苏拉派出的哨兵发现朱古达率领的一小股努米底亚军队就在一里之外。原来巴克斯临到此时仍然举棋不定。于是罗马人和努米底亚人的使者是沿着几乎平行的路线向巴克斯的营寨进发。
　　那些和苏拉同行的士兵们十分气愤，认为巴克斯背叛了罗马人，商议着要杀掉作为向导巴克斯的儿子来报复。然而苏拉阻止了他们，他清楚的看清了形势和巴克斯的性格。这个不断两面摇摆的小人无非是想得到最大的利益而已。一旦他意识到了只有罗马才能给他朱古达所许诺的土地，巴克斯一定会倒向罗马。

　　果然不出苏拉所料，巴克斯思索再三还是站在了罗马的一边。在先前的数次会战中实力尽失的而不得不依附于巴克斯的朱古达被轻易的活捉。苏拉把他押回了马略的大营。
　　于是断断续续打了七年的朱古达战争就此结束。巴克斯得到了努米底亚大概超过一半的领土。剩下的部分留给了亲罗马的努米底亚王族。罗马在这张战争中没有得到一点土地。诚如之前所说的，罗马不需要努米底亚的土地，只需要一些亲罗马的卫星国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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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略班师回罗马。在城下举行了凯旋式，其中最为吸引人的表演当属曾经不可一世的蛮王朱古达身带枷锁的游街示众。第二年这个曾经与罗马人为友为敌的枭雄就死在了狱中。
　　苏拉眼看着马略志得意满，却四处宣扬最后擒获了朱古达的功臣是自己。保守派贵族们一贯是给平民派领袖的对手捧场，便也制造舆论推波助澜。名利就好像丨毒丨品，一旦尝到了一点就不会再满足。苏拉让人把巴克斯向他送上朱古达的画面刻在了随身的饰品上，传说至死不曾取下。
　　正直而传统的道学们仍然讨厌苏拉这个没落贵族的子弟。他的一个反对者向他叫嚣说：“你的父亲没有给你留下什么，你仅仅是去非洲打了一仗就腰才万贯，你如何能说服我你是一个有道德的人？”
　　这评语武断却并非没有道理。然而此一时彼一时，职业军队靠军功吃饭和战利品吃饭的时代已经到来了。罗马人传说中朴实的黄金时代早已过去，充满着名利欲望的年代即将到来。

　　另一方面，马略也很看重名声，苏拉这样抢自己的功劳，他也很不高兴。原本的一对朋友就此有了间隙。苏拉也很识趣，从此不在马略手下做事，却跟从另一位贵族执政官。这一对曾经共患难的朋友却在富贵面前分道扬镳。——这是肥皂剧中常有的情节，只是当它被两个超卓的人物演绎出来的时候，能够在更大程度上影响历史。
　　原本苏拉的政治才能可以弥补马略的弱点，但是几乎全能的苏拉朝着自己的前程奔去。深知自己不足的马略不得不考虑另一个搭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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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在这一年，一个叫做萨藤斯（（Lucius Appuleius Saturninus））的年轻财政官被元老院免职。表面上的原因是他分配粮食办事不力，实际上是一个颇有权势的元老院贵族想要给自己的一个亲戚谋一份差事。
　　萨藤，Saturn，是罗马传说的丰收之神，至今土星在西方仍然被叫作Saturn。由此看来，萨藤斯也是一个贵族之后。然而这次的挫折让他深为恼怒，发誓要报复。于是毅然投身于平民派。历史就是这样，所谓的党争，不过是为个人恩怨提供便利而已。只是此人颇有点小格拉古式的政治运作本事，于是和马略一拍即合。
　　于是两人一个作执政官，一个作保民官。马略利用自己在平民和士兵中的威望帮助萨藤斯当选，而萨藤斯利用保民官独有的召开公民大会和否决元老院决议的权力协助马略。这个强大的政治联盟一直持续到了四年之后另一件震惊罗马的血案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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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此时罗马关注的焦点并不是内斗，甚至不是努米底亚战争的胜利。将近十年前在希腊击溃了卡波军队的日耳曼人再次进入了罗马境内，这一次他们翻越了阿尔卑斯山直捣北意大利。数百年前罗马城被高卢人攻陷的历史似乎又将重演。
　　危难之际，罗马人无论贵族党还是平民派都只好再次押宝马略。马略又一次被选为执政官，事实上，朱古达战争连着日耳曼战争，从公元前106年到公元前100年，马略连续六次被选为执政官。这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纪录，正是马略的第一个政治高峰期。
　　请看下篇：救世主

日期：2008-3-23　7:01:48

　　七 救世主 (1) 总第27篇
　　不到一万年的人类文明史好似在一个有限的沙盘上起起伏伏的沙雕布景。一个个伟大的民族或国家好似华丽的匆匆建起的恢宏的楼阁然后又华丽的任细沙滑落而匆匆土崩瓦解。有思想的人们总是想从中找到兴衰变更的规律。大概最近的一次尝试是上个世纪八十年，有一位名为保罗肯尼迪的学者所写的那部“大国的兴衰”。
　　肯尼迪早年曾经在牛津大学研究历史学。正如极致的科学家都成为了玄妙而形而上学的哲人，极致的历史学家都成为了悲观而长吁短叹的诗人。肯尼迪也不例外。他的结论：
　　“伟大的国家起先总是被安全的欲望所驱使，最终对于安全的要求超出了国家资源和结构所能承受的最大范围，于是就走向衰落。”
　　肯尼迪分析了自15世纪以来英法德俄等国起伏的历史，事实上，从盛世长达两百年的日不落帝国到路易十四-拿破仑的法国到两次世界大战的德国和苏联，都似乎可以放进这个模糊而广泛的模式。如此，每一个国家好似都好似一个妄图成为神的凡人，最终走向自不量力的宿命。

　　他的理论的片面性是显而易见的。他仅仅在一开头很肤浅的评论了明帝国的形态，通篇的理论也仅仅基于扩张性强的西方文明而言，全然无视了中国在数千年内一直是东半球文化圈内唯一的超级大国的事实。
　　那么，古中国和古西方到底什么地方不同呢？答案或许在于地理。
　　以古代中国的版图来说，东面是大海，在现代的船舶技术发展之前不可能有海上来的强敌；南面的东南亚因为地形的破碎和气候的炎热在古代技术条件下也不可能形成对古代中国构成威胁的大国；西南的群山虽然没有阻隔文化的交流，但是在军事上是难以逾越的屏障，就是因为它们亚历山大帝才不能看到自己梦想中的东方极致的大海。

　　所剩下的只有西北和东北的少数民族了。而这两个威胁却不是同时发作，以唐为界，唐之前主要是西北的问题，唐之后主要是东北的问题。如此，虽然外患在中国历代始终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是在大部分时间内古代中国从地缘上感到安全，更为关心的是内部问题。
　　及至清以东北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之后，东北的安全问题不再存在，除了西北偶尔有战事之外，整个帝国完全在外患上几乎完全没有“不安全”的感觉。不把过多的资源投入到所谓“安全问题”上，这是古代中国文明绵长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