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2-02-25　20:34:34

　　不管八旗兵怎样豁出性命，镇江还是丢了。
　　镇江处于京杭大运河与长江交汇之间，乃漕运之枢纽，占领和控制这里，也就等于卡住了道光和整个帝国的咽喉——你再能挺，不能不吃饭吧。从军事角度上来说，镇江的得失已经决定了中英之战的胜负归属，到投子认输的时候了。
　　1842年8月2日，英军主力溯江而上，直指长江上的核心城市南京。牛鉴与耆英等人连连上疏，请道光下旨议和，以拯危局。情急之下，牛鉴顾不得忌讳，说出了这样的话：“危迫实不可言，情况危急到连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描述了，请皇上速速定夺，以拯民命。”

　　这句话的意思反过来理解，要是道光不允许的话，就是不顾“民命”了，其语气已近似逼迫，堪称狂言。在上尊下卑的官场语言中你绝对找不到任何先例，然而也正是这种有杀头罪过的疯子语言，终于让道光清醒过来。
　　即使在英军兵临南京城下的这一刻，他仍然在幻想战局出现转机，这样的话才可能保证“先剿后抚”的效果，也才能在谈判中争取到地位。可是牛鉴的话表明，他的想法是多么的不切实际。
　　“以拯民命”四个字已经触到了道光内心的底线。作为皇帝，他得对整个帝国负起责任，不能破罐子破摔，而在战争看不到一丝一毫取胜希望的前提下，越早结束，损失才会越小，这正是当年他的爷爷乾隆征讨缅甸时留下的教训。
　　在给耆英的旨意上，他告诉对方，两年来，沿海百姓频遭战火蹂躏，我实在与心不忍，与其兵连祸结，不如“息事安民”。
　　他屈服了，尽管很不情愿。

　　道光松开了紧箍咒。可是让南方官吏纠结的是，英国人却拒绝跟他们谈和。
　　道光年间，从来没有天生的“主抚派”，都是碰得头破血流、鼻青脸肿后才改弦更张的。比如耆英就是这样，鸦片战争爆发之初，他在加强海防方面不遗余力，你看不出他有什么主和的气味儿。发生思想转变，是到了前线，亲眼见识英国人“船坚炮利”之后才开始的。或许我们可以做个假设，如果耆英还呆在大后方，没准“主剿”的论调仍然喊得比谁都高哩。
　　耆英是努尔哈赤的后裔，属于皇室宗亲，他跟琦善一样，都不用读书，全是靠荫生才当了官。不过这个人似乎天生就很会做官，连教师爷都不用请，朝廷的“吏户礼兵刑工”六个部门，他做过四个部门的尚书（部长），一个部门的侍郎（副部长），前前后后担任了五十多个职务。
　　大概因为官做得太多太大，什么世面都见过，无形中也把耆英的胆子给弄壮了。在南方主和的官吏中，牛鉴虽然勇于坚持自己的主张，但道光不发话，他还不太敢擅自行动，耆英正好相反，他明里不跟皇帝争，私下里却我行我素，称得上是胆大包天。

　　（72）
日期：2012-02-26 07:54:57

　　在道光三令五申，要求弃“抚”从“剿”的那些天里，耆英从没有放弃他的“羁縻”努力，一路都追着英军递送书信。在他那里，道光的“主剿”谕旨形同空气，想理就理，想不理就不理。
　　这么多年官做下来，老官僚自有一套应付上级的办法。英军回复他的照会，他会从里面挑字眼，然后进行包装。在他笔下，英方的强硬态度往往会变成“言词恭顺”、“深知感激”，反正是一副软沓沓的孬种样，其做法颇近似于那个靖逆将军奕山。只不过奕山还是打了败仗，实在没法交代时才走了文学道路，耆英则是一个如假包换的文学青年，随时随地都有创作灵感，可以把假的说得比真的还真。

　　可是道光好哄，英人难骗，璞鼎查不是义律，这个洋鬼子一个劲地耍大牌，耆英的笑脸往往贴了冷屁股，人家就是不鸟你。
　　牛鉴则表现得更有意思，在璞鼎查甩臭脸的时候，他还给对方说大道理，讲信义，表示现在进入了谈和期，英军不应再出手动武。
　　璞鼎查连听都不想听：“闭嘴！不说话能憋死你吗？要让我暂时不攻南京也可以，先拿三百万两白银出来，做为赎城费。”
　　南京不是广州，没有那么多富商，牛鉴勉强才凑了六十万，还要分两次才能付清，而此时的璞鼎查已全然没有一点英国绅士的风度，模样倒跟个港片中蛮不讲理的黑社会大哥差不多，他根本等不及对方凑钱。1842年8月5日，牛鉴接到英军发出的通告：不交出三百万，立即进攻南京。
　　牛鉴急得都快要疯掉了，他派人急赴无锡找耆英，让耆英拿个办法出来。
　　耆英能有什么办法，要有办法，还至于坐家里无事可干吗？
　　与耆英在一起的还有另外一个主和大臣、前两江总督伊里布，他说有办法。

　　伊里布的人生经历跟裕谦相似，有显赫家世，同时又是科班进士出身，不过与裕谦不同的是，早在鸦片战争之前，伊里布就以“熟练边务”而闻名。
　　当时的各省之中，以云南等天高皇帝远的边疆地区为最难治理，朝廷在选择疆臣时，往往要挑选那些得力的大臣充任。伊里布执政云南期间，能够宽猛互济，该温和时温和，该铁腕时铁腕，使得云南政通人和，因此受到道光的多次褒奖，并授以协办大学士。道光执政前期，疆吏中能获此殊荣的仅两人而已，除了他，就是琦善。
　　（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