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隆裕太后和宣统皇帝孤儿寡母，哪里下得了这决心？可此时摄政王载沣也已经解印回府，即使他来，又有何用？袁世凯见隆裕太后迟疑不定， 便又买通了老庆、那桐和太监小德张等人不断在隆裕太后面前危言耸听，借以恫吓；这还不算，袁世凯最后来了个杀手锏，让那些北洋将领公开要求清帝退位，否则便要回师北京。
　　养兵千日，一日反噬，这下已经是彻底的完了。偏这时还有几个忠心的皇族亲贵，搞出个什么宗社党，非要保大清不亡。这下恼了那革命党，1月26日晚，那宗社党的首领良弼便被活活炸死，吓得那些亲贵忙不迭的奔到天津租界，先保自己的平安再说。
　　隆裕太后听说良弼被炸死，吓得是几天都睡不着觉。这还有什么办法？只好退位保命罢。1912年2月11日，隆裕太后认可了“清帝退位条件最后修正案”，包括：清帝仍旧保留皇帝的尊号，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民国政府待以外国君主之礼；每年供给皇室四百万元的费用，此款由中华民国拨用；宫内各项执事人员照常留用，民国对皇帝原有的私产、宗庙陵寝等由中华民国酌设卫兵，妥慎保护。此外，还规定了皇族和八旗的权利，如王公世爵照旧保留，免当兵之义务；王公、八旗中有生计过艰者，设法代筹生计；八旗兵弁俸饷，仍旧支放私产一律得到保护等等。

　　公元1912年2月12日，也就是宣统三年的十二月二十五，隆裕太后以宣统皇帝的名义颁发退位诏书，清帝正式逊位。当时的情景是可怜而悲哀的，“袁世凯率全体阁员，邀集王公亲贵入奏请旨。隆裕太后带着溥仪在养心殿，群臣进宫，行最后一次觐见礼。内侍将各旨跪呈皇案，隆裕太后尚未看完，便忍不住泪如雨下。随交世续、徐世昌盖用御玺。随后，隆裕太后即含泪携溥仪由内监扶掖还宫。”

　　清朝二百六十八年，入关后从摄政王多尔衮定都燕京开基，最后也是以摄政王结束，莫非也是天数所致。
　　1913年2月22日，隆裕太后因痰症发作而去世，当时离清帝退位仅一年零十天。隆裕太后也蛮可怜的，由慈禧太后指婚给光绪后，并没有过一天的好日子。慈禧、光绪一死，这大清灭亡的责任还得她来背负。隆裕太后弥留之际，对九岁的溥仪说：“汝生帝王家，一事未喻而国亡，而母故茫然不知也”。随后，又对旁边侍立的世续说：“孤儿寡母，千古伤心”，其凄惨悲凉，可想而知。

　　潮打空城寂寞回。清朝虽然倒了，但依旧有很多问题值得反思。马良在《超越革命与改良》中指出，“就中国传统而言，皇权既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国家权力，但很多时候则是一种象征。皇权是一种象征性的权威，是保证政府决策正常化和社会秩序稳定化的威慑性力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皇权的存在并不影响民主政治的发展，相反，如果协调得当，皇权甚至科举那个会成为民主政治的保证力量”。

　　辛亥革命后近四十年的内乱表明，国人在没有得到真正的权利而又缺少了皇权的保护，这对国人来说是一种双重迫害---至少以前还有皇上做主呢。一味的要求废除皇权，照搬他国模式，未必是中国走向民主化和现代化的唯一选择。辛亥革命的理想虽然看起来很美，但除了赢得中华民国的一幅空招牌，其他的还是一切照旧。更有甚者，那些没有皇帝头衔却没有任何约束的大大小小军阀的统治，比之皇权之治，其实更加的黑暗。

　　革命的破坏，就好比将病人枪毙了事，固然简单易行，但这不等同于制度的再造。事实上，很多革命重建的效果远远不如改良的重构，革命带来的往往是暴力的反复，而不是进步的归宿。但可惜的是，这种简单的民族主义思维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掩盖了国家和民族真正需要思考的目标。可笑的是，在我们的国家，寻找替罪羊总是比真正解决问题来得方便，而且老百姓也乐意接收，这也成了民族的传统。

　　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理想，实际上是超越了当时历史的实情和国民的接受力，由此导致了国内很长一段时间的混乱，并开启了上世纪政治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之先河。事实上，推翻满人的统治，并没有真正开创中国的进步和发展之路，也无助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因为这没有解决最根本的问题。
　　事实上，在辛亥革命后，满族贵族退出了政治舞台，中国也成为了一个“真正的汉民族国家”，但事与愿违的是，推翻清朝后的国内政局非但没有好转，反而因为汉人之间的冲突和争斗更加坠入深渊。辛亥革命在民族主义的误区，导致原本以现代化和民主化为目标的浩大运动完全偏离了方向。
　　更有甚者，辛亥革命后几十年的政治剧变和失败，使得国民信仰的遭到了空前危机和混乱。正如鲁迅说的：“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月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很多烈士的血都被别人踏灭了，然而又不是故意的”。
　　中国何去何从？这个问题在晚清帝国凋零了数十年之后，这个问题依旧盘绕在国人的心中，不能忘怀，苦苦思索却又不得其解。难道这是历史的宿命？
　　曾几何时，清廷宣布立宪后，马相伯在上海的各界人士庆祝会上说：“我中国以四五千年破坏旧船，当此过渡时代，列强之岛石纵横，外交之风波险恶，天昏地暗，明智未开，莫辨东西，不见口案。何幸一道光明从海而生，立宪上谕从天而降，试问凡我同舟，何等庆幸！”当时《华字汇报》还有人作《欢迎立宪歌》：
　　“大清立宪，大皇帝万岁万万岁！

　　光绪三十二年秋，欢声动地球。
　　运会来，机缘熟，文明灌输真神速。
　　天语煌煌，奠我家邦，强哉我种黄。
　　和平改革都无苦，立宪在君主。
　　大臣游历方归来，同登新舞台。

　　四千年旧历史开幕。
　　英雄数巨子之东之西，
　　劳瘁不辞，终将病国医。
　　纷纷革命颈流血，无非蛮动力。
　　一人坐定大风潮，立宪乃今朝。
　　古维扬，新学界，倾闻立宪同罗拜、

　　听我此歌，毋再蹉跎，前途幸福多。
　　可叹的是，清末各种矛盾的纠葛和皇族亲贵的倒行逆施，使得清廷这十年来新政和立宪的一切努力，都化为东流。这所有的一切，伴着那首已经模糊的立宪歌一起，都已经渐行渐远，渐成挽歌。

日期：2008-10-23　12:51:56

　　发一下本书的序言，也是本书的观点所在。
　　暴力革命不能带来国民幸福：晚清的最后十年与辛亥革命的再反思
　　曾有人说，晚清最后十年的核心是“激进与保守”之争，最后“激进”的革命战胜了“保守”的立宪，枪杆子逼走了皇帝，中国便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这个说法是大有问题的，事实上晚清推行新政后，根本就不存在保守一说，这十年与其说是“激进与保守”之争，倒不如说是“革新与革命”之争，最后“革命”战胜了“革新”。
　　把皇帝打倒在地而未能改变专制的结构，这种革命是一种形式主义的革命。就辛亥革命而言，革命党人的“民主共和”观念固然是很浪漫很激进甚至很得人心，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只有审美价值而没有现实价值与实践意义。辛亥革命最大的功绩在于赶走了皇帝，但它最大的败笔也在于此，因为它的目的本应是推翻专制结构，却将革命的矛头集中指向了满人皇帝。

　　毫不客气的说，在上个世纪的前半程，中国仍旧是需要皇帝的，毕竟历史是需要一个过渡期。就历史的发展而言，究竟是“革命”的效果好，还是“革新”的结果，这都需要时间去考验，一时半会不宜盖棺论定。在笔者看来，以革命的方式推翻一个王朝，赶走一个皇帝，也未必就是件好事-----至少从晚清的最后十年和其后的几十年看来，我们对革命的喝彩声来得有点苍白，又未免有点尴尬。

　　暴力革命远不能带来国民幸福，历史上从来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历史的悲剧往往在于，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一味的追求尽善尽美，得到的从来就是残缺的美（可残缺又算哪门子美呢）。对此，鲁迅先生曾深有感触的说，辛亥革命后，“我到街上走了一通，满眼都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而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了他们的奴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