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控1900：义和拳事件的民间解读》
第9节作者:
金满楼 当时前来中国传教的天主教修会主要有耶稣会、方济会和道明会等，其中又以耶稣会势力最大。耶稣会是1534年由西班牙贵族罗耀拉在巴黎创立，其成立不久便开始向亚洲派遣传教士，第一个来到中国的耶稣会士方济各‧沙勿略于嘉靖三十年(1551年)抵达广东，随后而来的知名传教士还包括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人。
在这些早期的传教士中间，意大利人利玛窦最为人所熟知，他在万历十一年（1583年）的时候来到中国并通过结交中国士大夫的方式，以尽量提高天主教的声誉。在他的影响下，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先后受洗入教，后人称之为“明末天主教三大柱石”。（18）
在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和徐光启等中国学者的合作下，他们翻译和撰写了许多有关天文、历算、地理学、物理学及语言学的著作，促进了当时中西方的文化交流。后来的传教士南怀仁、张诚等人也得到了康熙的信任并为他们的传教提供了便利。由于与官方关系良好，耶稣会在中国发展比较顺利，在崇祯十年（1637年）时便发展了教徒四万人，到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更是达到三十万人。
方济会（也译称为方济各会，或译称为法兰西斯会）是天主教托钵修会派别之一，其在拉丁语是“小兄弟会”的意思，因为他们都身穿灰色会服，故被称为“灰衣修士”。方济会提倡过清贫生活，初创时会内不置产业，靠双手工作为生或者行乞，故为托钵派。
道明会（又译为多明我会）也称“布道兄弟会”，是1215年由西班牙贵族多明我所创立，其会士均披黑色斗篷，因此称为“黑衣修士”， 道明会也是托钵修会的主要派别之一。多明我会的高奇神父在1631年从菲律宾进入中国传教，但在高奇神父去世后，接替他的黎玉范神父却惹下大麻烦，其引发了中外教会史上著名的“礼仪之争”，结果便是使得天主教在中国上百年的的努力几乎化为泡影。
历史上，利玛窦等传教士为了传教而采取了尊重中国文化的做法，这引起了方济会和道明会传教士的反对。黎玉范神父来华后，他在向教廷的报告中指责耶稣会宽容中国信徒的祭祖、尊孔等行为，有违教义，由此爆发了教廷与清廷的“礼仪之争”。这场争论从东方发展到西方，一共持续了半个多世纪，最终的结果是导致了清廷的“百年禁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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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年，教皇克雷芒十一世发布教谕，禁止中国教徒祭祖祀孔，并派遣特使铎罗前往中国觐见康熙。铎罗不敢和康熙发生直接冲突，后来却走到南京的时候以公函的形式公布了教宗克莱孟十一世的禁令，并声称凡违反禁令的人必须赶出教会。康熙得知后大为震怒，立即下诏将铎罗押解到澳门拘禁，并明确声明教皇无权干涉中国事务。不仅如此，康熙还命令所有在华传教士必须向内务部申请“印票”（即“永居票”），印票上写明姓名、年龄、来华日期及永不回西洋等内容，无印票者一律驱逐出境。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传教士怕触犯教规而拒领印票并被迫离开中国，而另一部分人这领取了印票，以继续在中国传教。（19）
1715年，“礼仪之争”愈演愈烈，教皇克雷芒十一世重申前禁，违者与异端同罪。1720年，教皇派遣的特使嘉乐来到中国，请求康熙允许传教士和教徒遵守教皇《禁约》，康熙看完《禁约》后批示道：“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堪况西洋人等无一通汉书者，说言议论，令人可笑者多。今见来臣告示，竟与和尚道士异端小教相同。彼此乱言者，莫过于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20）
1723年雍正继位后，采取了更为严厉的禁教措施，在华的传教士除留下二十多名有技艺之人在钦天监等地任职外，其余全部逐往澳门，并将天主堂改为天后宫、粮仓、公廨或完全毁掉，中国人被明令禁止入教，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在此期间，除了极少数留在澳门的传教士在间或两三年中潜入内地暗中传教外，公开的传教活动已经基本停止。
日期：2008-8-29 11:57:05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1844年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中规定洋人可以在通商口岸建立礼拜堂，而同年签订的《中法黄埔条约》中还增加了保护教堂和墓地的规定。由此，历时上百年的禁教令开始松动。1846年，应法国特使拉萼尼的请求，道光发布上谕：“所有在康熙年间各省旧建天主堂，除改为庙宇民居毋庸查办外，其原旧房屋各勘明确实，准其给还该处奉教之人”，由此也引发了一些归还旧址的冲突。（21）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传教士获得了在中国内地购地置房、建堂传教的权力。由此，基督教各教派的活动便活跃起来，由此也引发了诸多的事端。究其原因，仍旧是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冲突，特别是在西方文明已经显现出其优越性而中国已经相对落后的情况下，这种冲突便显得更加的激烈。
和利玛窦时期相比，这时的来华传教士大都报着西方优等文化的心态，在他们的眼里，中国早已从《马可波罗游记》里的强盛之邦变成了一个穷国和弱国，不再有昔日的辉煌了。正如基普林在《白种人的世界责任》一书中所说的，当时的传教活动并不是对中国的同情，而是传教事业和西方文化渗透的需要。欧美列强对中国的资源和市场很感兴趣，而传教士的雄心更大，他们志在改变中国，并企图用基督教义来取代中国的传统文化。（22）
但是，西方传教士的目标是很难达到的。首先，基督教的教义很难吸引中国人。《圣经》里称耶稣无父有母，其母玛利亚又是未婚而孕，国人对这种神话除了觉得荒谬外，基本很难接受。而且，正如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里所说，中国从历史上来说就是一个无宗教的民族，群众百姓随拜随信，神佛道杂然相处，多个耶稣上帝也不为多，但若要全听全信，则断无可能。毕竟，中国人受上千年的儒家文化熏陶影响，很难抛弃中国的传统。
如果仅仅是信仰的问题，倒也还不至于构成激烈冲突。在士大夫眼中，基督教不过是些异端邪说罢了，大可不管不问。但问题是，基督教是一个入世的宗教，它特别强调社会组织和交流。对于教民来说，宗教就是生活，他们从生到死，出生、教育、婚姻等社会活动都被纳入到教会的圈子中进行，这种格格不入的生活方式在当时的环境下就很容易引起冲突了。
在中国人的传统生活中，社会交往活动都是在家族和村落的组织下进行的，如今教会进来后，打乱了原有的社会秩序，一部分教民便开始脱离了传统的社会圈子，他们不再参加清明祭祖，不再为迎神赛会集资，不再参加龙王庙的求雨仪式，甚至不再参加村里的公共活动。这些教民在教会的组织下，定期的聚集在一起做礼拜，这在其他人的眼中，教民们行为古怪，不敬祖先，离经叛道，完全成为群体外的“异端”。特别在教民人数少的村庄里，教民更是受到歧视，他们甚至不准使用村里公用的井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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