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刀会最大的特点也是最吸引人的地方便是金钟罩。金钟罩取“金钟罩体”之意，本是一种古老并带有一定迷信色彩的硬气功，在华北一带流传已久。在历史上，有不少反清的秘密教派争相传习金钟罩武术，如1774年发动起义的清水教和1813年发动起义的天理教等，他们当中便有不少人练习金钟罩，并声称通过吞食符箓，做功运气，就可以不怕刀砍棒打，能抵御强大外力的袭击。当然，除了金钟罩之外，大刀会也会练习普通的拳棒和刀法枪术，其会员普遍携带的大多有大刀和红缨枪，这也许是“大刀会”名称的来源（正如上一章提及的长枪会）。


日期：2008-9-3　12:00:06

　　大刀会的兴起和当地的环境与不稳定的局势有很大关系。鲁西南地区特别是曹州府（今菏泽地区）一带，因为地处数省之交界，官府管辖困难，加之这里的人脾气火爆好斗，当地习武成风，正如某传教士说的，“他们令人畏惧，因为他们具有喜好寻衅的气质和好斗倾向，争吵、喧闹和械斗是山东每天都有的事情，特别是在曹州府”。（4）

　　和鲁西北地区不同的是，这里有一个比较强大的富豪士绅阶层，这可能和这里的私盐贩运及鸦片种植有关。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这一地区的鸦片增长极为迅速，与之临近的徐州府也有近十分之一的土地用来种植鸦片。（5）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刊的《单县遵札议办团练章程》中或许透露了当地治安混乱的部分原因：“单境富裕不如曹（县），然在同郡县中，终为殷实。惟富者连阡累陌，多至数百顷，贫者无立锥。其富民惟务修夏室，建石坊，¬……不知义举。……有力之人，视贫族贫戚贫邻皆如路人，平日尺布斗粟，不通假贷，待佃户雇工尤刻。……为富不仁，激而生变，……（无地者）闻为贼之乐，安得不生歆羡”。（6）

　　孔子在《论语》中说：“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这句话用来解释当时鲁西南地区的治安问题最为恰切。由于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富豪大户的土地“连阡累陌，多至数百顷”，而贫穷的农民却几无立锥之地。更有甚者，这些富人对穷人毫无怜悯之心，视同路人，为富不仁，加上当地的风气好狠斗勇，孔子说的“两乱”条件，在这里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鲁西南地区一向就不太平。在太平军和捻军起事的时候，有一个名叫长枪会的组织从当地的团练中脱颖而出，甚至一度发展到与当地官府相抗衡，而在1876年山东大旱的时候，有个名叫朱振国的人趁机宣称自己是明朝皇室之后，率领很多灾民揭竿而起。可惜的是，后来因为当地下了一场透雨，许多参加起事的人一个个都散伙回家种田去了，朱振国的起义也随之失败。

　　进入十九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后，鲁西南地区的匪患也是愈演愈烈。和梁山伯好汉们不一样的是，这些盗匪结股成队，使用新式快枪并大都骑马，来如风，去如电，机动性强，杀伤力大，可谓是真正的山东“响”马。尽管清廷连续发布上谕，严饬山东地方官员大力剿捕，但盗匪却越治越多。1894年7月间，一股盗匪在抢劫巨野县龙堌集的时候，竟持洋枪击毙清军十几人，可见该地盗匪问题的严重性。再比如大刀会兴起的单县，当时记载称“抢窃案多或千余起，少亦数百起”，“单境遍地是贼”。

　　治安情况的恶化，主要责任在山东及其临界各省的地方政府，这也证明了当地官府对地方上控制能力的弱化。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地区，加上如此恶劣的治安状况，那些毫无防备的乡民们不再相信地方官府，他们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由此，像大刀会这样的组织便应运而生，这和当年为协助官军剿除捻军等义军而兴起的团练及长枪会有着相通之处，历史总是变换着面目重演。


日期：2008-9-5　12:16:23

　　最开始的时候，大刀会并不敢公开活动，这似乎与当年长枪会造反的历史有关，“官曹地者讳言团练”。但是，当地官府放弃地方团练组织的后果便是盗匪的日益增多，特别在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以后。由于战火波及山东，前方战事吃紧，曹州镇总兵王连三的防营也开赴前敌。在地方上陡然失去了防营的震慑力量后，以岳二米、段二瞎子、谢五瞎子等被当地人称为“杆匪”的盗匪们更加猖狂，他们竟然成群结队的招摇过市，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抢劫。

　　与此相对应的是，大刀会也是在1894年开始公开活动，特别在击败“岳二米”匪帮之后，大刀会更是声名赫赫，入会的成员急剧增加，特别是一些小地主、富农等。由于大刀会“豪侠尚气，除剿贼外并不滋生事端”，“不掠财奸虏”，“专心仗义，与盗为仇”，因此“乡村大户多有雇以保家”，“绅士亦与来往”。（7）据后来调查的口碑资料说，就连当地的大地主也派自己的佃户雇农入会，以保护他们的庄园。

　　从这个意义来看，大刀会实际上起到了维护地方治安的作用，当时的曹州知府毓贤也对大刀会捕获贼匪送官一事表示了赞赏，“嘉其勇于捕盗，重犒鼓励，会中人均感之，乐于助官捕盗”。当时会中人还传说首领刘士瑞因此获得“三品顶戴”，这也反映了当时大刀会得到了当地官府认可的合法存在，正处于一个“官民合作”的阶段。
　　但是，大刀会毕竟是一个由富农为领袖、以村落为联结纽带的民间武装团体，它和当地官府并无隶属关系，也不受官方的掌控。在经过一段时期的合作后，大刀会开始出现部分取代地方官府职能的倾向。据记载，大刀会在抓到盗贼后，“初尚送官惩治，嗣以送官后必照案办理，不能尽杀，众心不快，后遂获贼即杀，不复送官。……犯窃求宽，则必张筵请会，写立字句，永不再犯，始可免死”。（8）

　　从这段可以看出，大刀会到后来“获贼即杀，不复送官”，这已经是在执行官方的执法权了。更令人担忧的是，他们如此举动的原因是官府未能将那些盗匪全部杀掉，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大刀会对清朝律法的藐视。
　　在大刀会的兴起中有几个问题值得关注，一是大刀会的招牌“金钟罩”及其“刀枪不入”观念。从当时入会踊跃的情况来看，似乎这种观念在当地深入人心，并没有受到挑战，而这也解释了“刀枪不入”这种观念对后来义和拳兴起的重大意义；
　　二是当地官府对本地的控制能力正在弱化，以至于他们需要民间的武装团体来协助捕盗；
　　三是大刀会这种组织并不受官方掌控。一旦当地盗匪减少，大刀会在失去了公开活动的前提后，必然会引发其他事端，而首先与之引发冲突的是教会的势力，这将在下一节中阐述。
　　下一节：《二、大刀会与教会的冲突》


日期：2008-9-8　12:34:35

　　二、大刀会与教会的冲突
　　1896年2月初，时近年关，在曹县、单县和成武县交界的太平集上，有个名叫郝和升的药铺商人按照年关收账的习惯，前去催促一个名叫吕登士的教民将赊欠药钱还清，吕登士想拖延还钱，结果两人发生口角，郝和升指责吕登士仗着洋教的势力赖账，而吕登士的族人吕莱（也是教民）则在一旁辱骂郝和升是“白莲教妖人”。
　　在当时来说，“白莲教妖人”是侮辱人的话，弄不好是要被诬陷到官府去吃官司的---由此，双方的对骂升级，郝和升回敬吕莱是“羊羔子教庇护匪人”，这话一石二鸟，既骂了基督教，又暗指吕莱曾经做过匪徒、后来为逃避罪行才入了基督教的“丑事”。不过，双方虽然情绪激动，但所幸的是这次口角并没有发生肢体冲突。
　　事后，被辱骂了的吕莱咽不下这口气，于是他跑去找附近破楼角寨教堂的张连珠教师（准确的说，应该是布道事工，因为他尚没有达到教士这个级别）并声称郝和升辱骂了基督教，要求教会给他出气。张连珠本非好人，他听后便立即召集一伙基督徒，拿着家伙去太平集找郝和升算账，但到了太平集后却没有找到他们要找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