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判过程中，清廷与在军事上一样，一退再退，最终全部同意了德国的六条要求。不过，德国的用意显然不在这六条要求，而在于取得胶州湾的租借权。12月24日，海靖奉命向总理衙门提出胶州湾“租借方案”，亮出了他们的真实目的。在未达到目的的情况下，海靖不断捏造事实，寻衅滋事，要求查办山东各级官员，其中也不乏威胁恫吓，以逼迫清廷就范。

　　1898年1月4日，海靖威胁清廷并声称胶州湾“此时不过暂行租用”，“仍顾两国交情”；若不同意，“兵船再到即可再占地方”。海靖还称：“现奉本国严论谕：一、如不允租，不但不退胶、墨之兵，且应尽兵力所至任意侵占；二、愿租之后，可以不要中国赔费，否则，尽德兵力，索赔数百万；三、此事未定，中国不能借用洋款，各银行知此事未妥，亦不敢借”。（37）

　　在海靖的威逼利诱之下，清廷基本接受了德国的要求，将原本已经调任四川总督的前山东巡抚李秉衡开缺并连降两级，今后不得再任地方大员；兖沂道锡良调任，曹州镇总兵万本华、曹州府知府邵承照革职留任，巨野、单县、成武等五个县的知县全部被撤职。同时，清廷答应赔偿教会的全部损失并在济宁、曹州及巨野张庄三处各建一座教堂，另在巨野、菏泽、郓城、单县、成武、曹县和鱼台各建一处传教士住所，费用全部由清廷承担。

　　对德国来说，教会的事不重要，重要的是租借胶州湾。1898年3月6日，《中德胶澳租借条约》正式签订，其主要内容包括德国租借胶州湾99年，租借期间，租界均归德国管辖，中国无权治理；德国获得胶济铁路的铺设权丙炔获得铁道沿线30里内的矿产开发权；山东省内如开办各项事务，商定向外国招集帮助办理，或用外国人，或用外国资本，或用外国料物，均应由德国商人优先承办。由此，山东省便成为了德国的势力范围。

　　在此过程中，清廷的表现极为软弱，其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力量的对比。甲午战争的惨败，让清廷意识到国内军队与世界军事强国之间的巨大差距，特别在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之后，中国的海防已经是门户洞开，任何海上强国都可以任意的敲开这个昔日“天朝上国”的大门。至于那些由湘淮旧军改编而来的防军和练军，他们在甲午战争中的拙劣表现已经证明他们决不是国防的中坚力量。清廷在甲午战争后也意识到非强军无以存国，这也就是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的缘由。

　　但是，袁世凯编练的七千新建陆军，这支部队的作战力虽然远远超过那些旧式军队（可能具备和列强军队一战的实力），但毕竟兵力极为有限，而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正是列强们张牙舞爪的猖狂时期（我们的历史书把这个时期称为帝国主义时期，颇为恰切），清廷的反应速度未免过慢。更可悲的是，清廷也许还没有意识到的是，他们现有的那些军事力量不但对付不了列强的军队，恐怕连农民的骚乱都难以对付。

　　德国迫使清廷查办地方官员的作为，对后来民教冲突的进一步加剧起到了极为恶劣的推动作用。“巨野教案”后，地方上的官员意识到，如果他们对传教士、教民和教会势力保护不周的话，这极有可能会丧失自己的仕途。正如一位传教士所说的，自从“巨野教案”后，地方官对他们充满了恐惧，因为李秉衡和其他一批官员的教训告诉他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教会和教民的利益。

　　由此，在后来的民教冲突中，官方有意偏袒教民一方也就毫不奇怪了。但是，这种不恰当的官方行为往往会导致一个后果，那就是民众在失去官方保护的情况下，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对抗教会势力，这也使得这种斗争更加的激烈化，也更加的无序化。当然，德国在获得胶州湾后，他们也很快便失去了对圣言会和安治泰的兴趣。
　　1890年，马汉的《制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出版后，“海权论”甚嚣海外，海军以“赤裸裸的武力”保护世界市场已经成为当时列强的共识，而德国借“巨野事件”占领胶州湾，就是其中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不可否认的是，德国的强盗做法引发了中国随后的一系列危机，进而导致英国强行租借新界和威海卫、俄国租借旅顺大连、法国租借广州湾，各国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使中国陷入了被“瓜分豆剖”的重大危机，由此也引发了1898年那场激烈而短暂的戊戌变法。变法不是本书要讲述的重点，但变法的失败却为庚子年的乱象增加了相当的变数，这将在后面的章节中加以阐述。

　　下一章：《第三章、从梅花拳到义和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