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赋役征发，连年的战争绵延，残酷的刑法律令，使得国家一团糟糕，人民苦于法禁烦苛，动辄得咎；百姓苦命劳作，尽力耕耘，仍不足以交付税赋；加之严重的天灾适时而降，米价高达五千钱、万钱一石，甚至一斤黄金只能买来五升黄豆。更始元年，即公元23年，王莽政权终于在一片风雨飘摇之中轰然倒塌。
　　一场国家浪漫主义的表演结束了。
　　一个迂腐的天真国家改良收场故事了。
　　“性躁扰，不能无为”的王莽高举儒家王道理想的大旗，以《周礼》为理论依据，以“先王之制”为模板，全面改造新朝社会。而这一且纯然是徒劳无功，属于不明就里的穷折腾。

　　耐人寻味的是，钱穆先生对王莽改制却表达了自己的一种见解，“莽建设之魄力，制度之盛如此，毋怪汉廷儒生诚心拥戴矣！”
　　日期：2011-12-16　10:01:05
　　五
　　为什么2000之后的一个博古通今的文化大师仍然对他寄寓了无限的赞许态度与思慕幽情？
　　这就不能不谈到一个问题，以刘歆、杨雄、桓谭为代表的一大帮放在整个中国文化史中都属于赫赫显名的重量级文化精英，为什么那么死心塌地地追随着他，信仰着王莽，死心塌地地臣服于他？
　　历来的史家向来认为王莽前半生是曲学阿世，欺世盗名，后半生是率尔篡汉，偷有神器。最早举出这个观点的是东汉的班固。
　　班固说：“王莽始起外戚，折节力行，以要名誉，宗族称孝，师友归仁。及其居位辅政，成、哀之际，勤劳国家，直道而行，动见称述。岂所谓“在家必闻，在国必闻”，“色取仁而行违”者邪？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历世之权，遭汉中微，国统三绝，而太后寿考为之宗主，故得肆其奸惹，以成篡盗之祸。推是言之，亦天时，非人力之致矣。及其窃位南面，处非所据，颠覆之势险于桀、纣，而莽晏然自以黄、虞复出也。乃始恣睢，奋其威诈，滔天虐民，穷凶极恶，流毒诸夏，乱延蛮貉，犹未足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内，嚣然丧其乐生之心，中外愤怨，远近俱发，城池不守，支体分裂，遂令天下城邑为虚，丘垅发掘，害遍生民，辜及朽骨，自书传所载乱臣贼子无道之人，考其祸败，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诗》、《书》以立私议，莽诵《六艺》以文奸言，同归殊途，俱用灭亡，皆炕龙绝气，非命之运，紫色蛙声，余分闰位，圣王之驱除云尔！”

　　同承一腔的司马光在其《资治通鉴》中，拒绝将新朝作为一朝历史，而是将这段历史归入《汉纪》。钱时的《两汉笔记》论及王莽一朝时不仅如此，而且还将这段历史冠以刘孺子名下。大家都有一种强烈的主观个人情绪，要在史中“黜莽伪号，以为贼臣篡逆之戒云。”但，这确实有失作史的公允立场。
　　可以反过头一问：篡汉的王莽怎么能同时轻轻巧巧就骗取了刘歆、杨雄、桓谭这些文化大师级人物的心？
　　刘歆不必说了，他是两汉古文经的发现者和倡导人，对古文经学的流传及两汉经学大师的接踵而出有着开山之意。
　　杨雄，效《论语》而成《法言》，仿《周易》而著《太玄》，是反谶纬思潮的奠基人物，由于思致高阔，落笔雄浑，文义至深。王安石在《答龚深父书》一文中称‘扬雄者，自孟轲以来，未有及之者。”司马光在其《乞印行荀子揚子法言狀》中认为，战国以后能传承先王之道的只有荀子与扬雄二人。同时期的桓谭甚至认为，杨雄的文章必度越诸子，必留传后世。

　　桓谭呢？如刘歆、杨雄一样也是一个先前不容于世，后来被王莽重用的大师，“极言谶之非经”，认为圣王治国应该崇礼让，显政在于尊贤爱民为务，民重一时。对于刘歆和桓谭，王充在《超奇》一文中说他俩与扬雄以及刘歆的父亲刘向四人，“其犹文、武、周公，并出一时也。”
　　不管他们各自的学术主张如何各有侧重，但他们统统甘心聚集于王莽庭前，自觉低下知识分子一贯不屈的头颅，为新朝服务。
　　王莽吸引他们的个人魅力究竟在哪里？
　　《中国学术史》（2002东方出版中心版）中的一段阐述颇有借鉴价值，“王莽改制可以说是以《周礼》为主体的儒家理论制度的具体实践，其结果虽然招致了新莽一朝的灭亡，但这次关于儒家理论制度的具体实践，不论在政治史或是学术史上，都留下了太多可供研究思考的问题。”
　　一个国体因之倒塌了，但绵久的文化传承却疏浚了河道，这就是王莽的千秋功绩！

　　如果说有妄想，那么就是他妄想在礼崩乐怀、危机四起的西汉，按照儒家经学重建一个理想中的大同世界，浪漫地认为自己可以解决这个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
　　因而，他的复古是真心诚意的，他的尊崇文化是彻头彻尾的，他的应天受命是出于当时的文化背景。因为一个重要的反问是，假如他的复古只是作作样子，一切为了篡汉，那么他成为皇帝之后就完全不必再装下去，完全可以声色犬马，但史书中的他一以贯之。甚至孙子王宗因违礼，都被严厉的他毫不留情地鸩杀。篡权是为了传之子孙，从这个侧面看，王莽建立新朝也确实不是篡权，而是为了改良社会。

　　公元23年10月6日，王莽被攻进长安的起义军杀死。
　　非常可气又可笑的是，在大势已去回天无力之时，王莽竟然听从腐儒崔发的话：“古者国有大灾，则哭以厌之，宜告天以求救。”王莽于是率群臣到南郊，陈其符命本末，仰天大哭，气尽，伏而叩头。诸生、小民旦夕会哭，为设飧粥；甚悲哀者，除以为郎，郎至五千馀人。”更让人眼睛大跌的是，在农民起义军将他牢牢围住的最后一刻，他还在套用孔子厄于蔡时的一句话勉励自己，“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

　　信儒，信到刻板机械的程度；
　　复古，复到胶注鼓瑟的地步。
　　王充曾说：“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谢短》）王莽不仅陆沉，而且盲瞽。
　　这个百分百的西汉儒家，这个百分百的书呆子，终于在食古不化中将自己送上了绝路。
　　怀着这样诚恳的思考，吕思勉在《秦汉史》中说：“王莽为有大志之人。欲行其所怀抱，势不能不得政权；欲得政权，势不能无替刘氏；欲替刘氏，则排摈外戚，诛鉏异己，皆势不能免，此不能以小儒君臣之义论也。即以寻常道德绳之，后人之责莽，亦仍有过当者。”
　　而这，也许才是持公之论。

　　元城（邯郸大名东），你大可不必为家乡曾出过一位王莽而羞惭。
　　邯郸，你完全可以大胆为他立起一尊塑像，下书：西汉末年儒家、浪漫社会主义思想家、铁杆迷信论者、改革失败人——王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