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比如说均输法，这是一种国家采买制度。在变法之前，地方每年都要向朝廷缴纳一定的财物，但宋朝疆域辽阔，同一种物品在不同的地区价格往往并不一致，即便是同一地区的物品，在丰年和荒年的价格也有很大的差别，但地方上并不考虑这些，只要按规定把物品如数上交就算完成了任务，丰年不能多取，荒年也不敢不足，这里面确实存在着效率低下的问题。均输法实施之后，各地就不必再向朝廷运送财物了，只要交钱即可，然后由朝廷设立发运使官，统筹各地收入，并拨给钱五百万贯、米三百万石作为周转资金，让发运使到物价便宜的地方购买朝廷所需物品。这个办法看起来也是很好的，因为朝廷手里拿着钱，自然可以去物价低的地方采购货物，花同样的钱可以买到到更多的货物，财政自然就充裕了，又何乐而不为呢？但实际上，正是因为各地物价不一，才使商人这一团体有了存在的价值，如果各地物价完全一样，那么商人还要靠什么谋生呢？显然这笔钱应该是由商人赚得的，但现在却被国家赚去了，商人的利益自然要受到损失。

　　在中国历史上，向来不主张朝廷办企业，自古有言：“民不与官斗。”老百姓和朝廷比起来是绝对的弱势群体，所以朝廷一旦介入市场，又叫老百姓拿什么去和朝廷搞竞争呢？均输法虽说可以使朝廷获利，但这个利却是从百姓手中争来的。回过头再看一下青苗法，按其第一年贷款总额一千五百万贯来计算，每期利息二至三分，可以盈利三百到四百五十万贯，按照青苗法的规定，这笔贷款每年要发放两次，利息收入惊人，可是仔细想一下，这笔钱又出自谁的身上呢？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是为了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出发点自然是无可厚非，但这却牵扯到封建社会里一个绕不开的症结，就是在生产力没有得到彻底解放之前，国民经济总量就是一个常数，不在民、就在官，肉肯定在锅里，就看是被哪个碗盛走。王安石和司马光的一次争论就很能说明问题，某次奏对中，王安石称：“国用不足，是因为没有善于理财之人。”司马光当即反驳道：“所谓会理财，不过就是克扣百姓、聚敛民财，又怎么能够称为善法？”王安石说道：“真正会理财的人，可做到民不加赋而国用足。”司马光则称：“天生万物财货，皆有定数，不在民，就在官，你说不加赋而国用足，除非是暗中夺取民利，其害有甚于加赋。”

　　从上面这段对话中，可以明显看出王安石和司马光在治国理念上的严重分歧，其争论的焦点就在于是该“富国”还是该“富民”，在一个经济总量常年不变的年代里，这个矛盾几乎就是不可调和的，所以从王安石变法的开始之日起，就遭到了以韩琦、文彦博、司马光、苏轼等一大批朝中重臣的强烈抨击，并因此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党争。这场党争一直持续到北宋的灭亡才宣告结束，产生出极为深远的政治影响。


日期：2010-02-19　09:5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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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安石变法分为富国和强兵两大部分，富国这一部分主要是经济改革，由王安石主抓，最初的时候开展的如火如荼，但到熙宁九年（1076年）王安石二次罢相之后，就开始停滞不前了。其后十年间，神宗虽然仍在坚持新法，但他的工作重点已由理财转为改革官制和强化军兵保甲，也就是强兵，后人将这一阶段称之为“元丰改制”。可是到了元丰五年（1082年），宋军在同西夏的作战中遭受了一场空前的惨败，死伤士卒、役夫达数十万之多，所费钱谷更是不计其数，这样强兵的计划也就落空，宋神宗本人受此打击，身体健康每况愈下，几年后就抑郁而终。在他死后，反变法派开始当权，将新法尽数废止，王安石变法也就彻底失败了。

　　现代人总结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往往将其归结于触动了大官僚、大地主们的利益，这种说法过于笼统，因为即便在封建社会里，地主和官僚的阵营也是在不断变化的，比如说因变法而产生的新兴地主官僚就不在少数，所以归根结底，这场变法的核心问题，还是在于利益的再分配，蛋糕大小不变，就看当权者怎么切。施行新法，确实使国家财政收入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却使民间蒙受了损失，更何况这里还有个腐败的问题。古代那些贪官污吏们从来都不怕办事，就怕没事可办，上面如果不给政策，这些人整天无事可做，灰色收入自然大幅降低，只要是有新政策出台，这些贪官污吏不免就会趁机巧取豪夺，渔肉百姓，这也给新法带来非常不好的影响。

　　不过，王安石变法虽说是以失败而告终，但这场变法对北宋王朝的影响却远没有结束。公元1085年三月，年仅37岁的神宗皇帝赵顼病故，
　　他的第六子赵煦被立为皇帝，是为宋哲宗。哲宗继位时年仅十岁，由其祖母宣仁高太后垂帘听政，这个高太后是个非常有来头的人，她的曾祖是太宗时代的名将高琼，她的母亲是北宋开国首将曹彬的孙女，她的小姨则是仁宗的慈圣光献曹皇后。曹皇后把她看成是自己的亲生女儿，从小就收入宫中抚养，后来高太后和英宗皇帝成亲时，天下人都称这是“天子娶儿媳，皇后嫁闺女”，被传为一时佳话。

　　高太后本人是个彻底的反变法派，神宗在位时她无力干涉，此时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开始对变法派发起全面地反攻倒算。这个时候，王安石已经罢相多年了，高太后就把剩下的变法派骨干吕惠卿、章淳、蔡确等人全部赶出了朝廷，又把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苏轼这些反变法派的骨干都召回来委以大权，并将神宗时代施行的新法尽数废止，全面恢复祖宗制度，因为哲宗的第一个年号叫做元祐，所以后世就将这段清算新法的时期称之为“元祐更化”。

　　早在王安石变法的初期，朝廷内就根据变法和反变法分成了两大党派，神宗在世时，变法派得势，曾把反变法派的核心人物全都贬了出去，这回反变法派开始掌权，对打击变法派也是不遗余力。然而宋朝的政治斗争有个特点，就是只见激烈不见残酷，因为赵匡胤在开国时就曾立下重誓，不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者，要和士大夫们共治天下，所以大臣们在党争失势后，最多也就是贬官了事，生命安全还是有保证的，单就这一点而言，宋朝大臣们要比其他朝代的大臣们优越得多，可是这里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变法派的这些骨干既然还活着，那么就有对反变法派再次发起反攻倒算的机会。

　　高太后掌权时期，哲宗由于年纪幼小，倍受冷落，无论是高太后还是掌权的大臣们都不把他放在眼里，这就使哲宗从内心深处对变法派产生出极度的仇恨。到哲宗十八岁的时候，高太后病故，哲宗得以亲政，于是立即就把章淳等变法派的骨干都召了回来，又把文彦博、苏轼这些反变法派都赶出了朝廷，当时司马光、吕公著等人都已谢世，哲宗便将朝廷对他们的赠谥全部给与削夺，甚至连高太后给他娶得皇后孟氏也不肯放过，找借口将她打入了冷宫。

　　哲宗的寿命很短，二十五岁时就突然病故，因为没能有子嗣留下来，朝廷只好在神宗的儿子里挑选皇帝。神宗共有十四子，在世的还有五人，分别是申王赵佖、端王赵佶、成国公赵俣、简王赵似、祁国公赵偲，按规矩只能在三个已经封王的皇子中挑选，当时后宫中以神宗皇后向氏的地位最尊，就由她来召集宰臣们商量新君人选。
　　向太后刚一问话，宰相章淳就说道：“这还有什么好商量的？按照礼、律，自然是立先帝的同母弟简王似为新君。”向太后心里属意端王赵佶，便开口反驳道：“诸王都是先帝的庶子，不能这么区分。”章淳又说道：“若要立长，当以申王佖为新君。”向太后又反驳道：“申王有眼疾，不宜为天子，还是立端王佶为佳。”章淳听完也反驳道：“端王轻挑，不可以君天下！”但向太后坚持说道：“先帝在世时就曾说过，端王福寿仁孝，有别于诸王，立端王为帝，正是秉承先帝遗旨。”这个时候，知枢密院事曾布、尚书右丞蔡卞等人也纷纷表态支持向太后，章淳见自己孤掌难鸣，也只得服从了大家的意志。这样，十九岁的赵佶就被立为新君，是为宋徽宗。

　　关于这场立君之争，充分印证了那句老话——真理总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章淳看得没错，赵佶确实轻挑，而北宋最终也真是亡于他手。那么向太后为什么又非要立赵佶为帝呢？这一点史无明言，不过估计是因为赵佶有着出类拔萃的艺术才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