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最早的这间课堂里，师生酬答有致，彼此谈笑风生，话题宽泛而精深。夫子的全部教学主张，就是以文发学生之蒙，以行积学生之德，以忠立学生之节，以信全学生之身，以礼约学生之形。他的教学，是将古代文献典籍的知识教育，和以忠信为人性之本的道德教育，以及社会实践三者结合修为的综合体系。他要的，是学生认识现实生活中的自我，达到对人生当下和永恒的了悟，形成一个永远的探索过程，贯穿人的整整一生。

　　（待续）
　　日期：2012-02-24 19:12:28
　　在孔子那里，为学，远非仅仅熟读六经课本，然后俯仰天地，以饱学自命。他通过弟子曾参之口，道出为学之人的首要——尽忠，守诚，执信，然后对之时时习练，在心领神会、身体力行中，走向人格与学术的双重完善。
　　一个在现实世界处处碰壁，始终颠沛流离在路上的老人，为什么始终高扬着清矍的面庞，谦和有致，不改其度，即便厄于陈蔡，也教习严明，话语琅琅，无一日不大雅传诵，无一时不弦歌悠扬。是自我蒙蔽性陶醉？还是绝望至极点，转身寻求心灵的另一向度温存？
　　都不是。孔子眼里的礼乐，完全不同与今日吾侪酒足饭饱后的无聊K歌。我们是在发泄，孔子是在发心。他已将礼乐作为学生修德明心、为学论政必经的一扇门。而且，作为日常功课，须臾不可废。

　　《礼记?乐记》：“君子曰：礼乐不可斯须去身。”原因是，致乐以治心，致礼以治躬。礼就扎根于人心之仁，它憨憨地坐在人性最温柔、最慈善的角落，有阳光斜披，静穆而善良。
　　有仁心才有仁行，才有高贵的俯身，才有同情的眼光，和怜悯的眼泪。所有不端的思想和行为，病灶都是他心中乏仁。仁者人也，不仁则不人。所以作为人，怎么能不习礼呢？“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这是个逻辑递进关系。
　　他有个主张，“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他主张对富与贵的诉求，但必须限定在“以其道而得之”的尺度匡衡之内；他也认同恶贫去贱的人性本能，但给出的限制仍是，“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这个“道”在哪里？就在于“仁”。只有仁德之人，才会名利于我如浮云，安于仁德，贫富自适。也只有智慧的人，才能看清世间种种的虚枉和短暂，顺仁而安。
　　为此，君子要安贫乐道。安贫是为了守“道”，终日咧着一张苦瓜脸去守，他能坚持的时间便很可疑，所以孔子提醒要乐道。只有乐在其中，才有兴趣与恒心。钱理群说过句我认为相当高明的话——做任何事，刻苦的结语常常是两个字：及格；兴趣的结语也是两个字：出色。

　　所以，孔子对“贫而无谄，富而无骄”的评语是尚可，但还不够，应该更上层楼，登到“贫而乐，富而好礼”这一层。
　　也即在此时，孔子在奔波的路上连续遇到一系列隐士，并为他们所讥诮、批评。石门、荷蒉、楚狂接舆、长沮、桀溺、荷莜丈人、微生亩，他们一个共同特征就是，面对天下无道，自己无法作为时，绝不同流合污，而是在坚守自己节操同时，选择避世，以独善其身。当世不可避时，则退而求其次，选择避地，再等而下之避色、避言。
　　孔子自己是不避世的，因为他胸中怀拥着大道，负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强调道德人格的崇高价值，有着以天下为己任，匡正时弊的社会担当。但他并不因自己巍峨而忽视甚至去鄙视其他山峰的低矮。
　　相反，他对向自己毫不客气讥讽加指责的七位隐士，送去了自己的赞许。这就是来可泓先生所说的，“孔子是反对隐士思想和行动的，他也曾被长沮、桀溺等人骂得很难堪。但孔子认为他们是贤者，比之于当政的斗筲之徒要高尚得多。”所以，孔子一面称他们为贤人，一面却坚守自己积极进取的用世之道。
　　支撑孔子这样做的内在生命力量在哪里？
　　是《易》所说的“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当厚德载物”的天地自在精神。“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孔子自己说。

　　孔子命运多艰，处处碰壁，就是因为他要保持人格的完整，要自己言行一致。假如他屈身与生活讲和，弯腰向权贵摧眉，为自己找一个含混的借口，老人家还会颠簸在路上，与穷蹇为伴吗？面对官位，孔子的态度是：不汲汲于求位，也不避位，无可无不可。
　　无道则隐，死守善节，独抱洁操；有道则现，行仁推礼，达民化人，这是孔子永恒的用世主张。如果政治黑暗，那么就要隐起来，至于隐于野，隐于市，还是隐于朝，是在岭上与白云耳鬓厮磨，还是在山涧梅妻鹤子，怎么随意怎么来。但只要政治空气清新，外部环境许可，大家就应该果断地走出去，将自己的学术和政治理想，尽可能地实现在各级领导岗位上。但他始终昂扬向上，欲用一己之力来挽救即将垮塌的文明，不管在何时。

　　明知不可为而执意为之，并矢志不渝，砥砺而行，这便给人生打上了几许悲壮的色泽。
　　（待续）
　　日期：2012-02-25 10:06:53
　　五
　　天涯遥遥，何处是我家？我推仁化民的政治抱负又最终能在哪里实现？

　　周游的路上，他一定暗自一遍遍问过这个问题。
　　至齐、卫、陈、蔡、楚，一次次的碰壁，一回回的见阻，虽丝毫动摇不得他沛然于胸的大道，但却也使他日渐苍老的心中，开始泛起白居易式的归乡之情，“穷通与生死，其奈吾怀抱？江山信为美，齿发行将老。在郡诚未厌，归乡去亦好。”
　　公元前484年，从家乡鲁国递来了一枝玫瑰。弟子冉求为季氏将左师，与齐军战于鲁郊，克之。季康子问他是怎样学会作战的，冉求说，学于孔子，遂荐孔子于季氏。季康子派公华、公宾、公林以币迎孔子归鲁。至此，孔子结束了在外十四年的颠沛流离生活，重回母国。
　　这是个温暖的邀约。
　　68岁的孔子，在行将就木的人生末班车上，仿佛看到了一丝希冀。
　　但，回来后的他很快就懂得，这只是他一份纯系美好遐想的一己之愿。虽然，此时的鲁国国君已是鲁哀公，执掌大权的季桓子也换为季康子，但鲁国还是那个鲁国，一切依旧。
　　鲁哀公向孔子问政，孔子曰：“政在选臣。”又问：“何为则民服？”（《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回答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哀公不置可否。

　　季康子也向孔子问政，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论语?颜渊》）季康子欲行田赋，将军费改按田亩征税，使冉求问孔子，孔子曰：“若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季氏不听（《左传?哀公十一年》）。
　　鲁国再次向兴冲冲归来的游子竖起了坚硬的手掌。
　　至此，这个白发萧疏的文化老人，终于彻底明白，己志终不得抒，己道终不得行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