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2-03-09　09:30:35

　　1842年8月14日早上，中英双方在镇海寺举行第三轮谈判。这一轮主要由黄恩彤出面与马儒翰会谈。黄恩彤架子不小，从始至终都没招呼张喜坐下，一直站着的张喜自然一句不敢多言。只是架子并不能代替口才和胆略，黄恩彤的气势被马儒翰完全压住，谈判时，不仅一点便宜占不到，还被反过来多加了几条。
　　不过，总算谈判又能正常起来。谈判结束，回到城里的张喜便上吐下泻，连站都站不住，连日来的暑热、疲惫、抑郁、苦闷已让他的免疫功能大大下降。
　　心里放不下的还是谈判。耆英派人来询问病情，张喜回答说，还没好，但可以支持，会参加接下来的几轮谈判。
　　可是当张喜强撑着出席完新一轮谈判，回到城里，却遭到了伊里布的责怪：“你不该出城！”
　　伊里布一边说脸上还带着怒气，张喜莫名其妙。
　　更令人摸不着头脑的是，第二天耆英发下话来，不准张喜再见英国人，就是黄恩彤谈判，也不让张喜参与和知晓。这等于说，他已被一脚踢出了谈判圈，这里面从此没他什么事了。
　　直到英军从南京江面上撤走，伊里布才跟张喜解释，说耆英让他退出谈判，是怕他过于强硬，乃至在谈判中误事。
　　这当然是小孩子都不会相信的理由，甚至连伊里布本人也不信。要知道耆英曾多次警告张喜不要“孱头”，张喜甚至不得不在初次与英方接触时有所“表演”。更何况，张喜并非冒失鬼，没有人比他更懂得谈判中所要掌握的轻重火候了。
　　有一种说法，认为耆英是受了英方的欺骗，因为在重开谈判后，马儒翰让人交给耆英一个照会，上面纠正了“误会”：所谓第二天早上你们不给回音，我们就要开战的说法，恐怕是误传，没有这个事。
　　有人就此说，耆英受骗后迁怒于张喜，才会勒令他出局。可这完全是一个站不住脚的论断，毕竟那一轮谈判还有塔芬布等六人在场，耆英完全可以从他们那里得到真相，而马儒翰之所以改口，其实也很简单，无非是为接下来的谈判营造一个和缓点的气氛而已。

　　真实的原因，张喜知道，伊里布也心知肚明，要不然他当时就不会带着怒气说话了。
　　一言以蔽之，耆英觉得可以抛开张喜了。
　　（96）
日期：2012-03-09 19:16:06

　　耆英说过，他对张喜是又爱又怕，爱的是张喜口才过人，思维敏捷，“极品家丁”在这方面的能力，连几个所谓成名的大吏都远远不及。当然，这个“爱”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要为我所用，偏偏张喜又不愿抛弃故主，攀龙附凤，所以又有了“怕”。
　　耆英表面上说，他怕张喜性情过于刚烈，会因此误事，其实不过是怕张喜成功——张喜成功，也就是伊里布成功，伊里布成功，他耆英的位置该往哪里摆？
　　黄恩彤首次作为代表参加谈判，在耆英看来，似乎并没出现什么差错，英军也未再威胁动武，他就很果断地选择了让张喜靠边站。
　　张喜自踏入社会以来，可谓饱经世间风霜，很多事他都看淡了，也不会放在心上。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嫉贤妒能到哪里都一样，当年他在云南，踩他的人还不是一个接一个。他感到格外愤慨和不平的是，国事也为此受到牵连，最后几轮的谈判过程和结果“软”得一塌糊涂：黄恩彤在英国人面前除了懦弱就是畏惧，几乎形同泥塑木偶，没有丝毫机变和主动性可言，差不多就是对方说什么，他认可什么。

　　1842年8月29日，中英在南京江面的英军军舰上达成“南京条约”，内容共八项十三款，其中英方作出让步的仅仅赔款减免一条，也就是首轮谈判中张喜力争的那一条。
　　紧接而来的，还有道光的赏罚。两江总督牛鉴被解送京城问罪，其职务由钦差大臣耆英替补，伊里布擢升广州将军，以新的钦差大臣身份前往广东办理善后。三大吏所保举的文武官员，包括黄恩彤、塔芬布也皆得封赏，而这里并没有“第一功臣”张喜——耆英早就忘记了他曾信誓旦旦对张喜作出的承诺，所谓了不得的大人物，果然都是些得了健忘症且擅长过河拆桥的薄情寡义之辈。
　　南京事了，伊里布希望张喜随他一起去广东。张喜婉拒：“我的父母双亲年纪都这么大了，我不会再远行。”
　　伊里布意识到张喜可能是因赏罚不公，心里有气，才做如此说法，便暗示南下广州后，可以由自己作主为张喜讨赏，但他这么一示意，反而大大刺激了张喜的自尊心。
　　张喜的态度变得坚决起来：“人各有志，不能相强。古人说，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我此次南下，非为功名，您难道认为我是一个为区区微名就甘冒大险的人吗？”
　　（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