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战国结束了，庄子早就死了，时代也早就变了，于是我们又回到了王先谦的那个问题，并且不妨再追问一下：如果庄子生在一个好时候，他还会那么说话么？或者，哪怕他只是生活在一个还能够分得清楚是非善恶的年月，他还会那么说话么？——我们不妨比照一下诸葛亮和林则徐的两句名言：前者是“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时候诸葛亮躬耕于南阳，社会环境恰恰与庄子相近，这心态（至少在字面上）也恰恰是庄子式的；后者则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时候的林则徐倒和朱熹有几分相近呢。

　　所以说我们理解《庄子》首先要把他放回他的时代（这难道不是常识么），还要把他放回他眼中的那个时代，否则的话，如果非要以心灵鸡汤的原则统摄一切，《庄子》里边大段大段这类的内容就只能要么被曲解，要么被无视——人生导师们恰恰是这么做的，他们擅长秀出一副虚静、恬淡、寂寞、无为的神色，融化我们那一颗颗或许并不比他们更加浮躁而多愁善感的心。

　　5．
　　现在，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宣统元年，也就是王先谦刊印《庄子集解》的那一年。
　　那一年里发生了太多的事情，《庄子集解》也不知道销路如何。不过这个问题很快就让人顾不上关心了，因为年关一过，大事件便接踵而来。
　　宣统二年（1910），刚刚年初，执掌帝国大权的摄政王载沣就遭遇了一次未遂的刺杀。刺客是英勇的革命党人，在被捕入狱之后，其中一名最耀眼的青年才俊写下了这样一首令人热血沸腾的绝句：“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这寥寥20个字，20个如此年轻的字，不知道会给那位近来已经“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的恬淡老人带来多大的震撼呢？

　　虽然国家出了这么大的新闻，但在王先谦的心情里已经没有多少忧国忧民的余地了，因为就在这一年，他自己也深深地卷入了一场劫难。
　　这一年里，就在王先谦的家乡长沙，爆发了近代史上著名的“抢米风潮”，在饥民暴动的冲击下，米仓被抢，巡抚衙门被烧，教堂、洋行、领事馆被毁，无计可施的巡抚大人只好托病请辞。但地方不可一日无主，乱局亟需干员主持，当地士绅们便聚在一起商量对策，最后决定向湖广总督发出电函，指名道姓地要更换新的巡抚。在这封电函的落款里边，第一眼就能看到王先谦的名字。

　　这件事让朝廷很恼火，认为乡绅们在抢米风潮里不但为暴民推波助澜，居然还胆敢归咎于巡抚大人，电请更换朝廷要员，实在不识大体。于是，作为当地的名宿，也作为“劣绅”的头子和电函的主要签字者，王先谦受到了严厉处罚，降五级调用。
　　陡逢大变之下，喜怒哀乐终于又入回了胸次，王先谦鸣冤上诉，竭力剖白，百般辩解。这倒不是胡搅蛮缠，至少在电函这件事上他真是冤枉的。长沙士绅集会的那天，王先谦其实连家门都没出，但他实在太有名望了，作为当地士绅众望所归的代表，他的名字就这么被老朋友毫无恶意地签在了电函的落款上。看来王先谦治《庄子》实在很没眼力，挑出那句“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有什么用呢，如果他有先见之明的话，该挑的其实该是最受朱熹批判的那句“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

　　后悔药是没得吃了，王先谦的苦心辩白也终究无济于事。是的，时局变了，这位株守道统的老乡绅多年来反新政、反维新、反立宪，为大清帝国守卫着最要紧的精神旗帜，而现在连摄政王载沣都自上而下地搞起立宪筹备了，往日里的忠贞旗手便忽然之间碍眼了起来。
　　所有的处分与冤屈也只能默默承受了。到了这个时候，王先谦总算在字面意义上做到了《庄子》所称许的“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从此闭门谢客，这多风多浪的一年就咬着牙这么捱过去吧。
　　困境中的人常常会用这样一句话安慰自己：最难的日子都捱过来了，将来再怎么难也不会难过现在。是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明年又会是一个崭新的开始。
　　明年的确是一个崭新的开始，甚至还是中国历史上最耀眼的几个年份之一，如果能够180度地改变心态的话，步入新纪元的王先谦一定会欢呼雀跃的。
　　因为这一年是辛亥年，也就是辛亥革命爆发的那年。

　　这对困局当中的王先谦似乎是一次雪上加霜的打击，顷刻间帝国瓦解，民国成立，王纲解纽，天崩地裂。唯一的好处是，去年被清政府降的那五级头衔如今倒也无所谓了。
　　“天下有道的时候，圣人出来做事；天下无道的时候，圣人保命全生”，这正是3年之前王先谦为自己《庄子集解》作序时引过的庄子名言，看来如今真是到了该想办法保命全生的时候了。从此，这位烜赫一时的一代儒宗避居长沙郊区，闭门著书，不问世事，将要以寂寞而高贵的姿态度过自己最后的7个年头。
　　当王先谦把自己封闭起来的时候，去年的行刺事件中那位写得一手好诗的刺客却恰恰走出了牢房。世界就是这样的吊诡，这位英武的刺客将来也要遭逢一个乱世，并且也会在那个乱世里生出无力抵抗的感觉。那个时候，他也许是因为想起了《庄子》里边那两个放牛娃的故事吧，也许是因为有哪位人生导师用那句“如果你无法改变这个世界，你就要学会改变自己的内心”的经典语录开导了他吧，总之，他做了汉奸，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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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近乎同时代的古希腊哲学家表露出了更加夸张的想像力，设想着有无数个彼此孤立的世界循序出现或者同时存在。德谟克利特甚至很具体地描述过，说有些世界没有太阳和月亮，还有些世界的太阳和月亮比我们世界的更大，另有些世界缀满了无数的太阳和月亮。这些观念成为了当时哲学家们乐于争论的一个话题，反方如柏拉图甚至斥之为渎神行为。比之这些古希腊哲学家如此超脱的趣味，中国先秦的诸子百家显然实际得多，东西方思想世界的超越性与实用性之别在雅斯贝尔斯所谓的轴心时代就已经确立下来了。

　　ii 《庄子序》是否为郭象所作，存在一些争议，反对者的依据是《宋会要辑稿·崇儒四·勘书》，其中谈到景德二年国子监直讲孙奭建议刊印《庄子》释文，就用郭象的注本，宋真宗诏令孙奭与龙图阁待制杜镐等人共同校订刊刻，但杜镐等人提出《庄子序》不是郭象所作，应当删去，但真宗认为《庄子序》文理可观，只是有些传写错讹罢了，仍令刊刻，冠于卷首。

　　iii 原文：孔子适楚，楚狂接舆游其门曰 ：“凤兮凤兮，何如德之衰也。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方今之时,仅免刑焉！福轻乎羽,莫之知载；祸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临人以德。殆乎，殆乎！画地而趋。迷阳迷阳，无伤吾行。吾行郤曲，无伤吾足 。”
　　在外篇和杂篇里，对时代暴政还有更为刺骨的描写，如《在宥》：“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杨者相推也，形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离跂攘臂乎桎梏之间。”再如《则阳》：“古之君人者，以得为在民，以失为在己；以正为在民，以枉为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责。今则不然，匿为物而愚不识，大为难而罪不敢，重为任而罚不胜，远其涂而诛不至。民知力竭，则以伪继之。日出多伪，士民安取不伪！夫力不足则伪，知不足则欺，财不足则盗。盗窃之行，于谁责而可乎？”

　　iv 原文（弟子问了这个问题之后，孟子做了很好的回答）：彭更问曰：“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子以为泰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