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2-03-16 18:16:35

　　师旷
　　7.4贵族政制
　　“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法国《费加罗报》的报名下印着这样一句话，它出自法国剧作家博马舍的《费加罗的婚礼》。说中国文化里缺乏批判王权的精神与否定专制的传统，那是绝对荒谬的。如果说“讽刺”艺术只是小众的兴趣，谥法也只是舆论的沉淀，那么周代贵族的谏议制度则是与君主的直接交锋。
　　权位会赋予其占有者某种气度，且看周公那一代作为天子吏的最高贵族们，对周王训政，尽是谆谆告诫，仪态不怒自威，足见贵族之尊，在王权面前也不会减色半分。卫武公曾“入相于周”，“入为三公”，而郑桓公曾为周幽王之司徒。天子对大贵族的态度难以拿捏，高高在上会被认为是傲慢，礼数有加又易被轻视。周夷王下堂会见诸侯就是放低姿态，可这也不能挽回天子的颓势。
　　其实包括天子在内的所有“大宗”都知道“众怒难犯，专欲难成”，那国君为何不能实行顺昌逆亡呢？一是“股肱不良，万事堕坏。”（《史记·乐书》）贵族权重，关乎社稷，不可怠慢。二则因“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亦有人解为“礼不以庶人为下，刑不以大夫为上”，实不妥。孟子曰：“君子犯义，小人犯刑”，明白无疑。）刑起初是氏族战争时期对战俘而用，这种轻贱的惩罚自然不能施于本国贵族之身，而贵族们若无大罪你奈他何！胆识也就这样出来了。

　　古典音乐家师旷（公元前572年—532年）是晋国的乐官，和近代的贝多芬相似，他的音乐中也寄托着社会理想，且为盲人。《韩非子》记载了他的一段事迹。一次晋平公和群臣饮酒，酒酣之际大发感慨：“没有比做国君更快乐的了!只有他的话无人敢违逆!”坐在一旁的师旷闻此言，竟操起琴砸他。晋平公躲避及时，琴砸在墙上坏了。晋平公问：“太师， 您撞谁呀?”师旷答道：“方才有小人胡说，所以要撞他。”晋平公说：“说话的是我呀！”师旷说：“呵！这可不是做国王的人该说的话啊！”师旷竟因君主说了一句不中听的话便拿东西砸他，此举大不敬，甚至可背行刺之罪，然晋平公非但没有处置他，还表明自己要引以为戒。

　　师旷在谈到卫国人驱逐暴君卫献公之事时，概括了政体的设计思路与王权的运行机制——
　　“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为之贰，使师保之，勿使过度。是故天子有公，诸侯有卿，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隶、牧、圉皆有亲眼昵，以相辅佐也。善则赏之，过则匡之，患则救之，失则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子兄弟以补察其政。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左传·襄公十四年》）

　　这段论述表明，先有民而后有君，民是这个世界的主题，而君主这个角色的天职就是保证人民不能“失性”，即保障主题不走题！师旷最后坦露其反暴君的态度：“天之爱民甚矣，岂使一人肆于民上，以纵其淫，而弃天地之性乎？必不然矣。”此等言论竟也得到了晋悼公的赞赏。
日期：2012-03-16 18:42:58

　　师旷的思路大体是儒者黄宗羲所总结的“天下为主，君为客”。而紧随的一班辅臣要负责教导君主，约束君主，不能使其滥用天赋之权，从而保障这个主题的实现。纵览先秦典籍，可见贵族之间既有仇恨纷争，也有惺惺相惜，他们的“三识”确保其从政质量，有助于政界形成“贤者在位”的共识。
　　且看一段载于众多典籍的故事。大夫祁奚告老，晋悼公问谁可接替他，祁奚推荐了自己的仇人解狐。晋悼公对此大感意外，而祁奚解释道：“君问可，非问仇也。”事后解狐果真受到了提拔，晋悼公又问国尉之人选，祁奚这次却推荐了自己的儿子，再次出乎悼公意料之外。祁奚说：“君问可，非问子也。”外举不避仇，内举不回亲戚，此被称为“至公”（《新序·杂事》）。可谓真正的大公无私，故只须秉持公心，则布什父子虽先后任美国总统，亦可成为佳话。《书》曰：“不偏不党，王道荡荡”，靠的就是这种贵族的高贵。

　　楚国作为与周王朝对峙的异质文化，对华夏文明的政体可谓洞若观火。楚灵王时期有一位被称为国宝的史官倚相。他仔细研究过他所钦慕的中国政治，并颇有儒者风，发一名言：“君子之行，欲其道也，故进退周旋，唯道是从。” （《国语·楚语上》）因为淡薄礼之精神的楚国稀缺这类“唯道是从”的大贵族。楚文王（一说是楚共王）病逝前曾醒悟，他说申侯伯这类贵族是“吾所乐者，劝吾为之，吾所好者，先吾服之。吾与处，欢乐之，不见，戚戚也。虽然，吾终无得也。”（《新序·杂事》）为了劝诫楚王进取，倚相特意选取了为卫国取得公爵地位的卫武公时期，此时卫国的政治与天子听政之特征完全吻合，证明了周王朝政制的上下贯通。

　　“昔卫武公年数九十有五矣，犹箴儆于国，曰：‘自卿以下至于师长士，苟在朝者，无谓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于朝，朝夕以交戒我；闻一二之言，必诵志而纳之，以训导我。’在舆有旅贲之规，位宁有官师之典，倚几有诵训之谏，居寝有亵御之箴，临事有瞽史之导，宴居有师工之诵。史不失书，蒙不失诵，以训御之，于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及其没也，谓之睿圣武公。（《国语·楚语上》）”

　　孔子曾称赞卫国大夫史鱼正直，说他“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意指不论国家政治清明还是黑暗，他都正直得像箭一样。这史鱼数谏卫灵公无果，深为自责，临死前吩咐儿子治丧于北堂（依礼应在正堂），理由为“生不能正君，死不当成礼。”卫灵公前来吊丧，听闻此事，立即领悟到“夫子生则欲进贤而退不肖，死且不懈，又以尸谏，可谓忠而不衰也。”（《新序·杂事》）为政者容易生出“悟性”，容易“自作多情”，这都是环境所致。据说一楚国郢人夜间给燕国宰相写信，因灯火暗昧，于是对持烛者说：“举烛（把蜡烛举高）。”同时不小心将此语写进信里。燕国宰相收信一读，便悟到：“举烛者，尚明也；尚明也者，举贤而任之。”（《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燕国宰相告诉国王，国王大悦，于是国家得到很好的治理。然而可笑的是“举烛”并不是书信的本意。

　　当然此处也会有一种庸俗化的解读，即群臣百官皆以王权为中心，此大谬！周人建立的政体非君主专制，非民主制，非贵族制，可以肯定地说，西方没有哪个政体模型与之神似。孟德斯鸠将中国归入“专制政体”国家的行列，近世中国人也随此论，将秦以下两千年的中国政治笼统化，贴上“黑暗”、“堕落”的标签，专在“专制”等概念上作文章，先秦反倒成了专制的前奏，其余的历史细节尽成渣滓。其实此类意见皆是耳食之论，抑或皮相之见。

　　周天子身旁必有权重之执政大臣，故不得轻易专权。“我龟既厌，不我告犹。”（《诗经·小雅·小旻》）而聪明的贵族在卜官弱化的历史进程中得到了关于王政的启发，“故《书》建稽疑，五谋而卜筮居其二，五占从其多，明有而不专之道也。”（《史记·龟策列传》）国家决策由多种渠道综合而定，卜筮是重要方式，而卜筮论断也不由一人把持，五位卜官依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周代政制虽然在不断发展，但始终保留了这种“不专之道”。“不专”原是中华优秀的政治传统与文化精神，却不幸为专权遮蔽。

　　同样是卫国，卫懿公爱鹤成痴，枉顾国政，当他准备发兵抵御北方蛮族入侵时，贵族们竟反唇相讥，说你可以派鹤出征呀！国人竟真的在贵族的带领下，拒绝出战。卫懿公落得国破身死之下场。今人必须走出对“王权”认识的误区。“王权”不等于“专制”，辅佐王权不等于支撑专制。反之，反对专制不等于取消一切元首，而是对抗任意元首的独裁。在贵族时代，无道君主向来就有性命之虞，周厉王就是最好的例子。召公曾告诫暴虐的厉王，他把政体精神介绍了一遍——

　　“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蒙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国语·周语上》）”
　　试想一个天子本来就自觉“君在做，天在看”，身边还有各类听风就是雨的耳目，焉能不躁！所谓“谋夫孔多，发言盈庭”，周厉王实在听不进去，结果遭流放而死。齐庄公因私仇而被大夫崔杼杀死，有人问晏子：“你要为国君而死吗?”晏子说：“他又不是我一个人的国君，我为何要为他而死？”他接着说：“做人民的君主，难道是借以欺凌人民？君主最应该做的是主持国政；做君主的臣子，难道是为了讨口饭吃？臣子最应该做的是发展国家。……国君如果为社稷丧命、为社稷逃亡，那么我应当追随，但他那是为自己，我又不是他的私宠，怎能追随？” 孔子曾观察过郑国颁布命令的流程，他总结到——“为命，裨諶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论语·宪问》）可见制订一条命令的所有环节都掌握在大夫之手，详审精密，各尽所长，完全将君主撇在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