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0-04-02　13:31:01

　　第四节建康失守
　　苗刘之变结束后，吕颐浩、张浚分任宰相和知枢密院事，执掌军政大权，这两个人都是主战派，而在扬州沦陷之后，金军并没有马上渡江，而是陆续撤军回国，这样从表面看来，宋廷所受压力稍有减轻，所以朝中主战的呼声又有所抬头，赵构迫于舆情的压力，便带着朝廷北进建康，作出一副将行都迁往建康的姿态。
　　自从南宋建国时起，朝廷上下就对定都地点争论不休，以赵构为首的投降派们当然是想跑得越远越好，而那些有识之士则一至认为，汴京作为天下根本，自然是建都的不二之选，但在回到汴京之前，应该先在国内的几大重镇中选出一处作为临时都城，其中以早年曾出使过金国的大臣马扩则的提议最具代表性，他称：“陛下幸巴蜀之地，用陇右之兵，留重臣镇守江南，委健吏宣抚淮甸，破敌人之计，回天下之心，是为上计；巡幸武昌，可以襟带荆湖，控引川广，然后招募义兵，屯布上流，密约河南诸路豪杰，许以得地世守，用为屏障，是为中策；驻跸金陵，备御江口，一面精习水军，厚激战士，一面观敌事势，预备迁徙，是为下策；若贪江湖之险，寄希望于敌人之不来，犹豫迁延，候至秋冬，使金人再举，驱掳舟楫，江淮千里，数道并进，方当此时，然后又悔，是为无策。”

　　马扩的这番见解，被时人誉为“皆切事机”，因为就当时而言，宋朝的精兵壮马都在西北，若想收复失地，立足西北自然是首选，如果坐镇中部的武昌或襄阳，也能保持窥视中原的态势，但要是定都于建康，就只能是依靠长江之险来维持偏安的局面了，而一旦再往南跑，等于是连长江之险都放弃了，就只能寄希望于金军不来，是最不应该采取的策略。
　　然而赵构最为认同的，恰好就是马扩所说的“无策”，所以南渡之后，他几乎是一步不停地跑到了杭州，为的自然是远远地躲开金军，这次来建康，也只不过是作出的一种姿态，并没有把行都迁到此处的想法。其实赵构在连续经历了扬州之变和苗刘之变后，对金国的投降态度非但没有半点改变，反而是变本加厉，他在给完颜宗翰递的国书当中，将原来使用的“大宋皇帝构致书大金元帅帐前”，降格为“宋康王赵构谨致书元帅阁下”，内容之卑躬屈膝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在国书中说道：“古之有国家而迫于危亡者，不过守与奔而已，今大国之征小邦，如孟贲（古代勇士）之搏僬侥（古代矮人）。以中国全大之时，犹不能抗，况方军兵挠败，盗贼交侵，若偏师一来，则束手听命而已，守奚为哉！”

　　他在下面还说自己现在是“所行益穷，所投日窄，天网恢恢，将安之耶？”又对完颜宗翰大加吹捧，称“元帅阁下以宗英之重，行吊伐之罪，谋略如神，威权不世，其用兵之妙，与黄帝争驱。遂北平契丹，南取中国，极天所覆，混为一区，此岂载籍所有哉？”最后当然是求完颜宗翰能饶自己一命，说什么“金银玉帛者，大金之外府也，学士大夫者，大金之陪隶也。是天地之间，皆大金之国，而无有二上矣！何必劳师远涉，然后为快哉！社稷存亡，在阁下一言，某之受赐，有若登天之难，而阁下之垂恩，不啻转圜之易。伏惟留神而特加矜察焉！”

　　赵构在国书中如泣如诉，就像是一个弱女子在苦求歹徒不要对自己进行蹂躏，结果自然是适得其反。他都告诉金国只要派来一支偏师，自己就会马上束手听命，那金国还有可能不出兵吗？
　　建炎三年（1129年）秋，金国不顾赵构屡次遣使求和，决定再次大规模南下伐宋，这次金军仍然兵分三路，东路军由左监军完颜昌统领，攻取山东及淮北地区；西路军由大将完颜娄室统领，进攻陕西，牵制西夏，并阻断关中援军入援中原之路；中路军为主力，前军由四太子完颜宗弼（金兀术）亲自挂帅，取道应天府直击江南地区，以擒获赵构为首要目标，后军则由南宋降臣刘豫率伪军随同行动，控制河南地区，保障后方供应。

　　对于金军的这次大举进攻，赵构也不是没有一点准备，早在金军出动前，赵构就下令在江、浙、淮南的田中蓄水以阻挡战马，又将张浚派往陕西督军，后来还把隆佑太后及后宫的嫔妃送往江西避难，也不是除了投降以外就什么也不会做了。然而这个时候南宋的形势已经和一年之前大不一样，单靠这样的举措显然是无法抵御金军。
　　北宋时期，宋朝的精兵主要集中在河东和陕西两地，到太原陷落后，河东劲旅也就不复存在了，而在援救太原和入京勤王两次战斗中，陕西的精兵也遭遇了重创，所以在南宋建国后，国内的军队是以东京留守司和御营司两大系统为主力。御营司刚闹完一场内乱就不必说了，而东京留守司也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