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给出的标准答案是吕不韦。考察吕不韦的生平，他曾经两次进入秦国，第一次是大约公元前259年，也就是秦昭王四十八年。这一年吕不韦来咸阳的目的是为了帮异人走动关系，结果成功地在异人与当朝华阳太后之间建立起关系。吕不韦第二次入秦国是在公元前256年，当时秦军兵临邯郸城下，吕不韦用黄金买通守卫、带着异人逃出邯郸，回到秦军，随后进入秦国，但却将赵姬与赢政留在了赵国。这次入秦颇为惊险。入秦时的国际形势与《初见秦》中描述也相符。但如果就此认定作者是吕不韦，也有点勉强，毕竟这纯粹是推理，史料上没有确切的记载。再说吕不韦有异人做他的前途保证，还用的着费劲去向秦昭王谈什么平天下的方针策略么?

　　纵观这些史学大家的推理，无论他们的结论是谁，一开始都不由自主地进入一个并不十分合理的前提：写《初见秦》的人一定是个大人物。他们随后将可能的大人物挨个考究，各个排除。我的问题是，难道只有大人物才能写出《初见秦》这样的作品吗？未必啊．为什么不能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给秦昭王写了一封自荐的信，后来没有得到重用，以一个小人物走完自己的一生，可是他为了能让那封信流传下来，便别有用心地塞进了韩非的文集，再经后人以讹传讹就成了现在这副样子。当然我无法证明自己的想法正确，就像别人也无法证明我的想法错误一样。猜测，一切都是猜测。

　　《初见秦》的作者到底也没有正确答案，但肯定不是韩非，至于究竟是谁，这里只能存疑。期待有一天新一代的历史天才或者新出土的文物去揭开这个谜底。
　　抛开版权归属问题不论，我们来看《初见秦》的作者试图用怎样的道理打动秦王，这些道理是不是能够站住脚。
　　作者接连三次批评秦国没有“宜将剩勇追穷寇”，结果给敌人留下了喘息的机会，增加了以后统一工作的困难。作者认为秦国的谋臣应该为此负责。其实作者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由于秦国三次没有继续深入的原因并不相同，因此需要分而论之。
　　“斩草除根，除恶务尽”几乎是斗争的常识，普通人都知道，何况那些身居秦国庙堂之高的大臣。可问题是：秦国能做到吗？
　　首先我们来看秦国攻打楚国的战役。不错，名将白起出手自然不凡，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率领数万之众，连续三次重创楚国军队，在楚国的核心统治区域横行无忌，开拓土地600余里，烧毁了楚国的祖庙。楚国受此打击，把首都搬到了陈，后来又搬到了寿春（今安徽寿县）。楚国的土地面积就是大，能够进行战略大转移。这时候秦军乘胜追击是不明智的。其一，路途遥远导致战线太长；其二，秦国还有其他敌人需要对付，派出的军队不可能太多；在后方尚未稳固的情况下，劳师袭远，其他诸侯就有可趁之机。楚国的土地太过宽广，加之水网罗布，不适合大军团打运动战，白起的优势无法发挥。最恰当的打法是在保证后方安全的情况下的以多取胜，要知道后来王翦带去的军队可是60万。所以说，秦国在占领楚国大片土地之后适时而退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

　　再说，秦军屡次释魏而还。这也不是秦国不想拿下，是实在拿不下啊。魏国大梁占据天下要冲，是诸侯的心腹，战略价值极大，秦国早就看红了眼，数次憋足了劲想攻下，但坚固的大梁城屡次让秦军铩羽而归。这得感谢魏惠王，他虽然没有将魏国霸主地位传给后世，却留下了一座坚城。城池的坚固是一方面，六国的相互救援也让秦国投鼠忌器。每次攻魏，秦军都不敢做太长的停留，不能迅速攻下，就得转身而退，不然诸侯联军可能断掉秦军归路。不顾一切地攻魏反倒是教条的做法。事实上，秦国的胜利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能灵活的变换策略。

　　唯一值得一批的恐怕就是长平之战后秦军的松懈了。这一次秦国的做法没有体现出专业水平，主要是由于专业人才的意见没有得到采纳。范雎嫉妒白起的功劳，担心白起爬到他的头上，便劝说秦昭王接受了赵国的求和。长平之战后秦国疲惫而赵国更加疲惫，秦昭王凭常识判断疲惫的秦军不适合作战，素不知疲惫的秦军仍然能打败更加疲惫的赵军，这一点精于敌我力量分析的白起有深刻的洞见。和谈之后，赵国获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后来成为秦军最大的麻烦。就这一次，秦国能做到，但却没有去做。

　　《初见秦》是一篇除韩非之外的不明人士写的一篇不甚高明的文章。

日期：2008-10-2　14:09:57

　　2．不合时宜的《存韩》
　　相比于《初见秦》，《存韩》在版权上的问题不是很大。《史记》、《战国策》中的叙述与本文的内容大多相符，基本可以肯定这是一篇韩非参与创作的作品。有趣的是，文中不仅有韩非本人的“存韩”文字，还有李斯的反“存韩”文字，及反“存韩”行动，其实这是一个完整的关于外交斗争的故事。具体情节我在开篇的韩非小传中已经讲过。对故事情节不了解的朋友，不妨再翻过头来看看，这里将要谈及的是韩非的外交思想，以及秦国外交政策的历史变迁，相信放在历史大背景下更容易看清韩非《存韩》思想的不合时宜。

　　在文中，韩非将韩国打扮成秦国的仆从国，出则为遮蔽，入则为枕席，不怕苦不怕累一心只为秦国某利益，好处全部上交，坏处自己承担，对秦国尽职尽责，像秦国的郡县一样。韩非在对韩国粉饰一番之后，将矛头指向赵国，将赵国描述成秦国的最大敌人，并表示韩国愿意追随秦国一道去攻打赵国。随后韩非又从反面论述了秦国弃赵攻韩的坏处。通过这番道理韩非是想将秦国的祸水从韩国引向赵国。

　　战国是个邦无定交的时代。各国之间没有永恒的友谊只有永恒的利益。各种联盟因利益而缔结，也因利益而瓦解。三方势力就可以演绎出全部外交斗争模式，何况当时天下七大强国。纵横家们提出的外交计划书应有尽有，韩非的这篇《存韩》在立意上算不上原创，正是大约100年前张仪“外连横而斗诸侯”的翻版。只不过当时张仪从秦国的利益出发，现在韩非从韩国的利益出发。

　　世易时移、变法易矣。我们把韩非的这篇文字放在历史的长河中来考察便能发现其中的问题，也顺便看一下秦国做大做强到统一天下过程中的对外政策变。
　　秦国并不是中原土生土长的诸侯，原先只是周朝的属国，专门为周天子牧马。后来在周朝东迁的过程中由于救驾有功被正式封为诸侯，这才加入周朝阵营。春秋时期，秦国逐步蚕食周边的小国，势力迅速增强，独霸西戎。但秦国的霸权仅限于函谷关以西，更为强大的晋国向大山一样阻挡着秦国东出的道路。春秋末期，战国初期，秦国陷入无休止的内斗，国力迅速衰落下去，对关外的事务也丧失了参与的热情，变得闭关锁国，加之文化落后，被山东诸侯视为夷狄。

　　秦献公在位期间，秦国进行了初步的改革，一些原始落后的做法被废止。秦孝公上台之后，秦国迎来了商鞅变法的全面改革，实力剧增，具备了争夺天下霸权的实力基础，走上了统一天下的道路，但当时的秦国人还没有这种意识。此后秦国的外交政策分为三阶段，每一阶段都有明显的标志。
　　第一阶段: 委曲求全、伺机谋利。政策制定人：商鞅。时间：公元前356年－公元前341年。成果：搞垮了霸主魏国、收复了西河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