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2-04-15 01:54:51

　　9.3工商城市
　　《左传?隐公元年》有言：“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这是一条尚未遭侵犯的“先王之制”，其中的“国”显然指天子脚下的京都。
　　“都”本指大城，汉以后才指国都；而“邑”指小城，质而言之，有先君宗庙的叫做“都”，故“都”、“都会”都可指诸侯都城，而没有先君宗庙的城叫做“邑”。《说文》绕了一个圈子——“邑，国也”，“国，邦也”，“邦，国也”。“邑”与“国”在原始意义上都是聚落，《释名》：“邑，人聚合之称也”，《尔雅·释言》：“里，邑也”，《说文》：“里，居也”。故“十室之邑”的小村庄与“城邑国家”一说都是合于历史真貌的。

　　春秋以来，周天下工具翻新、私族兴起，市场活跃，人口膨胀，城镇增长，郡县推广，都对宗法封建制的治理机构、政治秩序以及经济体制造成了剧烈的冲击，其中旧的等级采邑制度若一成不变，城镇“逾制”则不可避免，“百室之邑”，起初本不容易，后“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渐成普遍，而“千丈之城”、“万家之邑”更在后面。近世国人常将西方中世纪城市兴起视为“高歌猛进”，然经细细比较发现，如布鲁日、汉堡、伦敦等商业中心，其人口少则数千，多亦不过数万，在战国都会面前，皆黯然失色。而米兰、巴黎、威尼斯、佛罗伦萨等超级城市，其人口均在十万以上，但与临淄三十万人口（保守估计）相比，仍是相形见绌。周天下的君主与贵族皆注意到城市这一新兴势力的崛起，以之为重要的争夺目标。鲁国便有著名的“隳三都”运动，韩非子也指出，“大臣之禄虽大，不得藉威城市。”春秋是一个国野系统解体的大时代，而战国是城市体系逐渐明确的时代，城乡之别至此显而易见。

　　每个中国人都有乡愁，那是他们对乡土与乡亲的记忆体验，而这些乡里集合在一起，就是大半个社会。只要有社会，就不可能老死不相往来。城市广场是西方文明的心灵之窗，而周人的乡间也自有公共空间。庠、序、校便是村社的公共建筑，奇特的是，这些先民的公共场所兼有学校、议事厅、礼堂与俱乐部的性质。关于议事，一般是年纪越长越有话语权，孔子是极其尊重乡俗与民情的，同时他也极其慎重地加入对乡里秩序的体验之中，据他观察，“乡原（愿），德之贼也。”（《论语?阳货》）舆论并不可畏，然群情盲动与道德绑架却是值得警惕的。

　　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论语．子路》
　　言不顾行，行不顾言，则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为踽踽凉凉？生斯世也，为斯世也，善斯可矣。”阉然媚于世也者，是乡原也。万子曰：“一乡皆称原人焉，无所往而不为原人，孔子以为德之贼，何哉？”曰：“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孔子曰：‘恶似而非者：恶莠，恐其乱苗也；恶佞，恐其乱义也；恶利口，恐其乱信也；恶郑声，恐其乱乐也；恶紫，恐其乱朱也；恶乡原，恐其乱德也。’”

　　——《孟子?尽心下》
　　水至清则无鱼，有乡则必有乡愿，人世如此，往来古今。儒家还称颂子产不毁乡校的开明。孔子认为理想的政治不是害怕舆论，而是“天下有道，庶人不议”。
　　乡有乡风，观风是华夏政治之传统，“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老子》）荀子说：“君子居必择乡”，何以如此？因为“乡曲之儇子，莫不美丽姚冶，奇衣妇饰”，也就是说在荀子的年代，乡间的轻薄少年，没有不美丽妖艳的，他们穿着奇装异服，像妇女那样装扮自己，神情态度都和女人相似。本该纯朴的乡里何以至此？盖因“工商城市化”的浪潮侵袭而来。社会分工的加剧是不可避免的，孟子发现，乡间的小农经济单靠埋首种田已无法自足，他们也不得不用粟米去交换帽子、瓦罐、铁具等生活产品，通过简单的交易，农夫与各种工匠实现相互依存。

　　东周时期，以工商业为主的城市经济突飞猛进，天下不但涌现出范蠡、白圭等工商大户，更形成了齐国临淄、赵国邯郸、周之洛阳、楚国之郢、卫国濮阳等通邑大都与商业中心。冶金、制陶、皮革、纺织、兵器制造等百工俱兴。东方的“两河流域”分布着大量的手工业中心，以丝织手工业观之，北闻“齐纨鲁缟”、“齐冠带衣履天下”之说，南方的吴楚两国则曾因“争桑”发生战争。先秦典籍的论说常不经意间透露出当时手工业的发展情况。《墨子》如是，《老子》如是，《庄子》亦如是。

　　齐国滨海，工商起步也早，尤得风气之先。此时出现了中国最早的手工业技术文献《考工记》。“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史记·货殖列传》）乡不再是社会生活的唯一重点，城中之“市”成为了社会中的重要场所。大都会由此热闹非凡。“临淄三百闾，张袂成阴，挥汗成雨，比肩继踵而在，何为无人？”（《晏子春秋·内篇·杂下》）恒谭《新论》说：“楚之郢都，车挂毂，民摩肩，市路相交，号为朝衣新而暮衣敝。”

　　经济活跃时代有着区别于乡里的崭新公共生活模式，城市中甚至形成了市民独有的趣味与需求。“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史记 苏秦列传》）21世纪初，国际足联已确认足球运动起源于中国蹴鞠，而蹴鞠起源于临淄，如此临淄则是世界上最早的足球之都，今日山东省淄博市便建有临淄足球博物馆。当然，在欣赏城市的光鲜之余，也不应忘记城市的旅舍外，或许有着“流人”的忧伤与辛酸。

　　周室的庄稼曾经激起“黍离之悲”，而后却成为周边邦国的抢劫对象。周人只能渐渐融入时代大潮，以做生意来维持生计。洛阳依旧，仍居天下之中，只因其街市夹在各国之间，便成为了贸易网里的一个枢纽，当时的生意人都以经常路过洛阳自矜，曾经的王畿重地已成东方华尔街。周公当年盘算的进贡里程，也已成为了商贸路线。
　　若问宋国的情况如何，且看《列子》记下的一件精密制品，说宋国有个人以玉为材料，用三年时间为国君制造出一片楮叶，无论是枝茎比例，还是叶毛润泽，均可以假乱真。此人也凭借这门绝活在宋国衣食无忧。与此高端珍品相对应的是宋国一家鞋匠铺生意，它足足经营了三代（《吕氏春秋》有记载）。宋国终究是要开放的，商品经济的大潮势必推动这一进程。
　　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谨，为酒甚美，县帜甚高著，然不售，
　　酒酸。怪其故，问其所知。问长者杨倩，倩曰：“汝狗猛耶？”曰：“狗猛
　　则酒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怀钱挈壶而往酤，而狗迓而龁
　　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
　　——《韩非子》

　　宋人终于卖起了殷人曾为之迷醉的酒，但他们对营销之道显然并不在行。据《庄子》所录，有个宋国人跑到越国去卖帽子，然而越国人有断发文身的习俗，根本用不着帽子。宋人虽开放了自己的心灵，但一时还摸不准买卖的脉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