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0-11-16　13:11:58

　　长期以来对角色转变的孜孜追求，杜月笙现在已经完全训练出了一套商人思维，对于“抗日”，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抵制日货。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家一致的支持。
　　于是抗日救国会一面呼吁上海市民行动起来，拒买日货，一面在市内各个地点设立检查所和保管所，一旦发现日货立即没收。大量的执行人员，主要来自于杜月笙的徒子徒孙，以及他们的社会关系。其中杜月笙的得意门生陆京士，邮政工会出身，从事工运多年，在上海工人阶层中人脉广泛，这一次他就发动了不少工人参与进来。
　　杜月笙的另一个门生于松乔，在检查过程中，搜查到了上海市纱布同业公会理事长陈松源的商号“合昌祥”，居然从仓库里搜出了两大箱日本棉布。
　　陈松源是有头有脸的人，在上海商界影响力很大，根本没把小小一个于松乔放在眼里。没想到于松乔真就把棉布没收，直接送回了保管所。
　　等到陈松源带着武装保镖赶到保管所，想把棉布抢回来，而于松乔坚决不肯让步，在保镖打算硬抢时，他舍命相拼，最后居然把陈松源关了起来。闻讯赶来的国民党高官陶百川、吴开先，以及虞洽卿、王晓籁等，无论怎样劝说，于松乔就是不放人，只是放下一句狠话：“你们谁要来硬抢，我就一头撞死在这里。”他把陈松源和自己关在了一间很小的房间里，谁也进不来。
　　最后是杜月笙出面才打破了僵局。这是最好的宣传，经此一役，抗日救国会威名顿起——连陈松源都会被抓，那谁还敢囤积或者买卖日货？
　　与此同时，杜月笙牵头积极组织募捐，并将募到的第一笔10万元汇到黑龙江，慰问在第一线孤军抗战的马占山将军的队伍。上海福昌烟草公司也不失时机的退出了一款“马占山将军”牌香烟，并在报上刊登广告，“爱国民众已一致改吸马占山将军牌香烟，为民族争光”，并在宣传词中写道：“全国景仰马占山将军，每箱有慰劳金国币拾元，色香味惠，能抵抗舶来品”。一时间，“马占山将军”牌供不应求，就连不抽烟者往往也会买几包留作纪念，以表达对前线抗战将士的支持。

　　杜月笙接着又组织了“东北难民赈济游艺会”，邀集名角名票及各路演员，义演募捐，更举办了轰动一时的“名媛选举”，历时一个月，募得20多万元，全部用以救济难民。
　　日本人恨死了抗日救国会，通过外交渠道不断的向中国政府施压。1932年1月，日本驻上海武官田中隆吉按照时任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的授意，与著名间谍川岛芳子密谋，制造了一起中国人杀害日本人的事件。事件发生后，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村井仓松向上海市长吴铁城发出最后通牒，限1月28日前，道歉、赔偿、逞凶、解散反日组织，否则正从日本赶来的海军，将会“自由行动”。
　　这里还有一个背景。在日本国内，陆军和海军一向互不买账。因为是岛国的缘故，日本一向优先发展海军，此时的日本海军，已经可以号称世界第三，确实很牛。相对来说，日本陆军在世界上还没什么地位，但现在轻轻松松就拿下了东三省，其面积足有3个日本那么大，这让海军方面很不服气，就想要拿下上海，争个面子。
　　接到最后通牒，吴铁城赶紧向南京请示，为了避免战祸，中央政府要求上海政府妥协，接受日方的要求。1月28日晨，吴铁城前往和日本人谈判之前，给杜月笙打了电话，要求他配合自己的工作。
　　杜月笙和吴铁城是非常好的朋友，同时他也明白，既然这是中央政府的决定，那么任谁也是独木难支，这个日，暂时抗不了了。想到这里，便派手下人到街头每个点去打招呼，让大家务必保持冷静，以大局为重。
　　1952年，吴铁城在《纪念杜月笙先生》一文中，提到了他与杜月笙的这一段合作：“民国廿一年，余长沪市之初，即遇一二八之变，当时日牒之答复，后方之应付，以及停战之协定，地方与政府意见一致，合作无间，因应适宜，实出先生之助。”
　　但不管怎样妥协，甚至最后全盘接受了日方的条件，当天晚上，战争还是爆发了。日本人玩的是惯用的伎俩：不宣而战。
　　中国军队并非日本人想象中的不堪一击，十九路军在蔡廷锴将军的带领下，展开了殊死搏杀，战事极其惨烈，中国军队并不落下风。

　　当时在上海四周的日本军队数量有限，接着打下去毫无胜算，于是司令官野村中将就想用缓兵之计展开停战谈判，以拖延时间，等待国内的支援。只是因为战争是自己挑起，怕此要求被中国政府拒绝，为了不丢面子，就想先做非官方试探，至于接触渠道，他们想到了杜月笙。
　　不得不承认，日本侵略者虽然阴险狡诈，但就纯粹的工作角度来说，至少有一点很值得我们学习借鉴，那就是他们的准备工作做得非常充分细致，大量的间谍，早已把中国社会的一切情况，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人事关系、民间社团、流氓势力、风俗习惯等等，无不了如指掌，行动起来，当然就不会无的放矢。
　　日本人其实早就在打杜月笙的主意，除了公开场合的酬酢，私底下他们更是下了苦功夫。杜月笙好赌举世闻名，杜公馆里，每天晚上一桌麻将，一桌牌九雷打不动，在圈子里这也不是秘密。于是九一八前后，杜公馆的赌桌上，就经常会出现几个手头阔绰的赌客，李泽一便是其中一个。
　　李泽一，民国初年活跃于政坛，属于皖系，精通日语，曾作为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周自齐的随员，出访各国。后来追随段祺瑞的小舅子、皖系大将吴光新，而吴光新是杜月笙的好朋友，因为这层关系，李泽一和杜月笙并不陌生。
　　杜月笙知道李泽一有钱，打牌打得大，一场就算输个十万八万的也毫不在乎，很有点自己的风范。他当然也了解到，李泽一此时已被日本特务的祖师爷土肥原成功拉拢，在日本驻上海的外交官、特务及金融工商界的日侨中，有不少“朋友”，背景相当复杂。
　　这一次李泽一来杜公馆不打牌，只谈正事。表示日本军方其实不想打仗，现在愿意谈判解决问题。如果杜月笙愿意倡导和平，那么他可以出面约请日军高级幕僚出来，大家一起谈谈。
　　杜月笙觉得和平是好事，很希望可以一力促成，况且参与其中非常有助于自己身份地位的提升，何乐而不为？便赶紧赶到上海市长吴铁城家中通报此事，并询问政府是否支持这个民间的谈判？吴铁城不敢擅自做主，立即请示南京，得到的回复居然是：“这个事情，应该由杜月笙自己决定。”所谓肉食者鄙，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以杜月笙的精明，怎么可能不了解国民党高层“又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心态？他很愿意参加这个谈判，但绝不愿意以私人身份出面，怕搞得不好落个汉奸的名声，那才叫千古奇冤！
　　思来想去，杜月笙找到了法国驻沪总领事甘格林，表示他愿意以法租界公董局华董和华人纳税会会长的身份，以保护法租界安全的名义，与日本军方会晤。至于会晤地点，他希望在领事馆内。甘格林巴不得能够窥知内情，一口就答应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