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下心来的桓玄，开始为篡位历程的最后冲刺添加燃料。首先，他继续做戏，上书司马德宗，请求辞职，返回封国养老。然后让傻皇帝亲自作书挽留：不行啊，国家人民离不开你啊！（很怀疑这条记载的真实性：学不会说话的司马德宗学得会写字吗？）桓玄便顺理成章的留下来，一副勉为其难的样子。
　　其次，各种天降的“祥瑞”当然也是不能少的，十月，有地方官员奏报：於塞多年的钱塘县（今浙江杭州）临平湖湖面突然开通，充满清澈的湖水。这个消息一传到建康，朝中文武百官齐集庆贺，“司马德宗”下诏曰：“这样的祥瑞不是我这个德薄的君主所能承当的，一定是因为相国的功德达于极致，所以天地为之动容！太平的教化，就数今天最为盛大，四方的百姓，无不心悦诚服，只恨语言的贫乏，都找不到可供赞美的言词了！”（如此肉麻地吹捧自己，桓玄仍能不起鸡皮疙瘩，让人叹服！）。不久，又有地方奏报，江州降下甘露，为“祥瑞运动”锦上添花。

　　注：临平湖，在今天的浙江省杭州市临平镇南，现已不复存在，但在当年可是一个充满灵瑞的奇异圣地，整个湖面长满了荷花，接天莲叶无穷碧，景色十分秀丽。更奇妙的是，据称此湖通灵，当地父老传说：此湖塞，天下乱，此湖开，天下平。临平湖在东汉末年干枯，不久天下大乱；到东吴孙皓执政时湖面重开，不久晋灭吴，天下一统；之后湖面又被荷、苇堵塞，直到陈朝末年湖面再开，接着是隋朝统一。仿佛确有几分灵验，至于桓玄这次湖开的记录是否属实，则不详。

　　除了制造“祥瑞”，桓玄还有一个很可笑的想法：认为每逢圣王开基之时，天下都会有著名的隐士，比如周武王时有伯夷、叔齐；汉高祖时有商山四皓（汉初隐居商山的四个老头，即“东园公”庾宣明、“夏黄公”崔少通、“绮里季”吴实和“甪（读音：鹿）里先生”周元道）；汉光武时有严子陵（刘秀的同窗，不愿给老同学做事，隐于富春山）；晋武帝时有皇甫谧（汉末名臣皇甫嵩的曾孙，著名学者，有《帝王世纪》、《列女传》等著作传世）。如果自已开国时没有大隐士的话，那么岂不是比这些前辈掉价？

　　奈何大隐士这东西通常产量不高，并不像货架上的大白菜，随到随买。虽然楚王说了：“这个可以有。”但下属的调查报告是：“这个真没有！”
　　不过这点小困难岂能难住桓灵宝？只要发挥一下人的主观能动性，任何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何况只是弄个隐士。桓玄派出人像“星探”一样四处搜寻合适人选，找到皇甫谧的六世孙皇甫希之，决定由他来扮演隐士。桓玄给了皇甫希之一笔钱，命他进山中隐居，然后让皇帝下旨，征召他为著作郞，但又命皇甫希之推辞不就。接着，再让皇帝征召，再让皇甫希之拒绝……这样的双簧反复演了几次之后，朝廷下旨褒奖，宣布了对皇甫希之的鉴定结果：“高士”，一位大隐士就这样被生产出来了！可惜，和上个剧本一样，这次的演出也不太成功，当世人都偷偷讥笑皇甫希之为“充隐”（冒充的隐士，连“山寨版”都算不上）。

　　各种准备工作都做足之后，大亨二年（公元403年）十一月，冗长啰嗦的禅位仪式正式到来：十一月十八日，由卞范之拟好的禅位诏书拿到皇宫，要安帝司马德宗照着抄写一遍，由临川王司马宝负责协助（在下猜想，恐怕是由司马宝代笔）。十一月二十一日，司徒王谧入宫，从安帝处取走传国玉玺，呈献给楚王桓玄。十一月二十三日，司马德宗搬出皇城，暂住永安宫，后与弟弟司马德文一起，迁往寻阳（今江西九江）。十一月二十四日，晋朝历代皇帝的牌位被迁出太庙，在朝的文武百官们一齐出城，去姑孰向桓玄劝进。十二月三日，三十四岁的桓玄正式在九井山的受禅台上登基称帝，国号“大楚”，改年号为“永始”,实现了桓温未能实现的梦想。桓玄追尊父亲桓温为“太祖宣武皇帝”，嫡母晋南康公主司马兴男为“宣皇后”（如果司马兴男还活着，不知她是愿做晋朝的公主，还是楚朝的太后？），儿子桓升为豫章王，桓家人如桓谦，桓修等一班兄弟子侄也各自封王。立国已一百三十八年的晋朝（包括西晋）暂时灭亡。

　　日期：2010-05-05　06:56:18
　　波澜涌动
　　今天如果你出去问大楚朝的开国皇帝是谁？十个人起码有九个半不知道：楚朝？有这么一个朝代吗？莫非是陈胜（张楚）？或是项羽（西楚）？这怪不得大家，只怪这个“楚朝”实在是短命，而且其地位又未得到正史的承认，尽管它曾实实在在地存在过。
　　短命的大楚朝，一开局就没什么好兆头。十二月九日，桓玄住进建康的皇宫，谁知就在他登上皇帝御座的时候，也不知是因为他体重超标需要减肥，还是御座本身让人动过手脚，这个本该质量很过关的座位竟一下子塌了！不但让摔了一跤的大楚皇帝很没面子，更让在场群臣全都大惊失色。好在此时侍中（按编制，晋朝同时可以有四个侍中，所以桓谦和殷仲文都是）殷仲文挺身而出，及时展示了职业马屁精的专业精神：“这一定是因为皇上的恩德太过厚重，连大地都难以承载！”桓玄才转惊为喜。

　　虽然这件事让殷仲文糊弄过去了，但其实桓玄并不心安。一个多月后，大楚永始二年（公元404年）二月一日夜，长江突发洪水，大水突破堤防冲进石头城（今南京市西北），卷走了不少居民。当时，民众的哀号呼救声与怒涛澎湃的声音交织一起，震天动地，正在皇宫中尚不明原由的桓玄听到后大惊：“难道是有人造反了！”
　　桓玄之所以产生这样的误解，是因为早在他称帝前，随着民众对他越来越失望，各地对他的反对声浪，已经渐渐从无到有，由小变大：
　　大亨二年（公元403年）九月，原殷仲堪的旧部庾仄，乘着荆州刺史桓伟病逝，新刺史桓石康还未到任的机会，集结七千余人，突然进攻襄阳，打败雍州刺史冯该，攻克城池。而后庾仄设立晋朝七代皇帝的祭坛，声称要为晋朝讨伐奸贼桓玄。后来桓石康到任，调大军征讨襄阳，庾仄战败逃往后秦。
　　同月，已逃到南燕的高雅之和中书侍郎韩范上书南燕皇帝慕容备德（即慕容垂的幼弟慕容德），请求燕军南下讨伐桓玄，声称“桓玄犯上作乱，上下离心离德，”“即使不能平定吴会，至少长江以北唾手可得！”但慕容备德考虑再三后不愿惹事生非，只在都城广固（今山东益都）举行了一场盛大的阅兵式（按史书记载，参加此次阅兵的军队多达步兵三十七万，骑兵五万三千，战车一万七千辆，这几个数字几乎可以肯定被大大夸张了，假如这个数字是真的，这将是整个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阅兵！），便不了了之。燕军南下虽未成为现实，但证明大楚朝那些流亡在外“持不同政见者”们，时时“亡我之心不死”，威胁仍然是现实存在的！

　　不久后，更大的乱子发生在益州（今四川）。水淹石头城的同月，益州刺史毛璩拒绝接受桓玄授予他的散骑常侍、左将军的官职，不承认这位大楚皇帝的合法性。并扣留了桓玄的使臣，传檄四方，列举桓玄的罪状，号召天下共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