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毅等得就是这个机会，桓振一走远，刘毅立即挥军出击，大败冯该于豫章口（江陵东南），守城的桓谦已经吓破了胆，慌忙和桓蔚、桓怡等桓家兄弟，以及何澹之、温楷等败将一起弃城出逃，桓家大本营江陵被攻克。皇帝司马德宗和琅琊王司马德文兄弟，也总算摆脱了桓家的控制，被西征军解救出来（只是司马德文等人可能没有想到的是：这次出狼窝的代价，是进虎口）。

　　再说桓振到底厉害，他挥军北击，大败猝不及防的鲁宗之。但他知道强敌在后，不敢穷追，得胜后连忙收兵回江陵，谁知还是晚了一步。到达江陵城北不远处时，桓振的士兵看到城头火光冲天，知道江陵已经沦陷，各自的妻儿老小多在城中，刹时斗志尽泄。而且这次江陵失守与上一回不同，上次江陵城几乎就没什么守兵，而此时城中都是很难对付的北府兵了！桓振军军心开始瓦解，先是出现一两个逃兵，溃逃马上像急性传染病，越来越多，迅速扩散到全军，桓振纵然声嘶力竭地喝斥，但也无法制止，桓家军终于抛下兵器旗帜，一哄而散！

　　这次战败之后，桓家军主力尽失，残存的几个主要人物此后天南地北，生死茫茫：
　　桓玄的老臣卞范之，在江陵被攻陷时，不知是因为出逃不及时，还是他对现实感到绝望，已经不愿意再逃，被克城的刘毅军俘虏，立即被斩首；
　　老将冯该，在石城（今湖北钟祥）被刘怀肃逮捕，就地处决；
　　曾是前秦太子的苻宏，带着少数残兵在各地流蹿，五个月后被刘毅、刘道规等消灭；
　　不服输的桓振，在湖北打了两个月的游击，竟然乘着晋军防备松懈的机会，奇袭南郡，赶走新上任的荆州刺史司马休之，再次夺回江陵！但他手下已经没几个兵了，很快，刘怀肃和刘毅的军队先后杀到，与桓振战于江陵之北的沙桥。

　　注定了必败的沙桥战场上，桓家这员最后的猛将与部下痛饮绝命酒后，拼死一战。桓振瞪着眼睛，奋力突击，几乎无人能挡！然而大势已去，他身边的人很快死光，桓振毕竟达不达刘裕的本事，也没有刘裕的运气，他在身中数箭之后，被刘毅的部将唐兴斩杀。桓振曾叹息自己不知身死何处，现在，知道答案了……
　　此后，未逃走的桓家族人基本上被杀光，只有桓胤一人因是桓冲的长孙，朝廷特别加恩赦免。不过好景不长，两年后，桓胤被卷入子虚乌有的谋反案，被杀；
　　只有从江陵出逃的桓谦等人，几经辗转，后投奔后秦，被好客的后秦主姚兴收留，得到暂时的安全。谯国桓氏，这个曾在东晋影响力极大的名门，从此基本上退出了历史舞台。
　　日期：2010-06-11　07:16:08
　　卢循入粤
　　公元404和405两年，是南方政治版图大洗牌的日子，除了大楚王朝的旋起旋灭，刘寄奴的异军突起外，在岭南和巴蜀两个南朝外围区域，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因为这两个地方的变乱，后来都与刘裕产生了联系，也有必要提一下。

　　引爆岭南变局的，是刘裕的老相识，五斗米道军的大当家卢循。自从卢大当家让刘裕从浙江赶到福建，又从福建赶着下了海，他就带着那帮子道友们在今天福建、广东一带沿海游荡了近一年。因为没有了刘裕的打击，卢循的处境大为好转，再次显示出他在拉帮结伙方面的过人才干，原本看上去已奄奄一息的卢循军，竟又像失去监管的传销组织一样，再次膨胀起来。

　　大约在元兴三年（公元404年）的六、七月份，重新恢复了元气的卢循，乘着晋朝的建康政府与江陵政府激战正酣，谁都无力顾及周边的机会，挥师攻入广州（可不要理解为今天的广东省会广州，而是约相当于今天广东、广西两省的大部份地盘），直逼番禺（广州的治所，属南海郡，这个才是今天的广州）。
　　别看两晋时代的广州比今天的广州市面积大出近百倍，但那时的岭南基本上还是未经开发的蛮荒之地，远不能与今天的广东相提并论。比如人口数量，偌大的广州没有今天广州市一个区的人口多，人口密度还比不上今天的西藏，即使放在当时也算人烟稀少，因此它是晋朝统治比较薄弱的地方。（《晋书?地理志》载：广州共辖十郡，六十八县，共四万三千一百二十户，按每户五人这个最常见标准计算，有二十一万五千余人；到了刘宋时代，按《宋书?地理志》载：辖十七郡，一百三十六个县，郡县数目增加的原因主要是郡县变小了，并不是广州变大了。这一点从户口就可以看出，共四万九千七百二十六户，人口总数二十万六千六百九十四，与东晋时代相差不大。当然，这两个数字多半统计不全，但即使放大一倍，也不过四十万人而已。今天的广州市，仅市区人口就高达九百三十五万，是当时整个广州的四十多倍！）

　　由于人口少，实力弱，广州一向在南朝政局中的影响力微乎其微，而且这里气候炎热，多生瘴气（这玩意儿好像人口一多自然就没了，不知究竟是什么东西），使人易生疾病，所以广州常常被晋朝用来流放失足干部，东晋政坛的广大上进官员们一向对广州刺史一职不屑一顾，例如桓玄就曾被任命为广州刺史，可在他看来这个刺史的职位还不如义兴太守那个“五湖长”，宁可呆在荆州老家待业，也不去上任。

　　不过，再小的嫩叶，也会放出氧气，当时的广州也不可能没有强项。由于它“包带山海，珍异所出，一箧之宝，可资数世”，像合浦的珍珠、南海的珊瑚，还有从南方林邑、扶南等国进口来的象牙、玳瑁等奇珍异宝，都是当时奢侈品市场上的抢手货，虽然饥不能食，寒不能衣，但大大的值钱！因此，广州便成了东晋部份爱钱不怕死的官员们，前腐后继的主战场之一，贪官污吏的伊甸园。

　　赤裸裸的贪污如同王致和的臭豆腐，虽然自己吃起来很可口，可旁人闻起来就不那么心旷神怡了，贪官也是要脸的，总得想办法掩饰一下，因为有了需求，专用的空气清新剂便应运而生。不知从何时起，广州当地就产生了这么一个传说：在番禺城外二十里，有一个地方叫“石门”，这里有一口泉水名叫“贪泉”，只要喝了这贪泉的水，人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无法扼制的贪念。所以，没办法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领导也是人嘛，我们本来都是挺廉洁的，但既然饮过贪泉之水，贪非得已也！

　　广州官员们这种安定团结的捞钱体系，一直持续到一位规则破坏者——新任广州刺史吴隐之到来之前。吴隐之，字处默，濮阳鄄城人，曹魏侍中吴质的六世孙，可算中等士族的出身。他是一位风度儒雅，仪表出众的美男子，而且博览文史，善于谈论，为人孝悌仁爱，极重操守。当年豫州刺史袁真造桓温的反，吴隐之的哥哥吴坦之正在袁真手下任功曹，袁真失败后，吴坦之也受牵连当死。值此生死关头，吴隐之前往求见桓温，表示愿代兄长受死，桓温接见了他，对这个年轻人的表现大为赏识，便赦免了吴坦之，并提拔吴隐之为尚书郎，转晋陵太守，在任上以清廉闻名，连太守夫人都得像普通民妇一样去背柴火。等到桓玄在荆州执政，为搏取名誉，任用提拔了一批名士为官，原先就与桓家有些交情的吴隐之，便被桓玄推荐任命为龙骧将军兼广州刺史，接替素有贪名的刁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