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心而论，徐温送礼的手法多少有些变了味，但出发点不但不能说小气，反而体现出一种相当超前的经营意识。政府以赠款方式推销本土物产，还达到了联络友情的目的，本是一举两得，只可惜这种套路在中世纪的西方或许行得通，却与中国国情格格不入。徐温思想务实，事事盘算，反倒弄巧成拙，最后犯了文化人的大忌。好在这场风波并未对杨吴和吴越的关系带来太大影响，但钱镠很清楚，与徐温做做生意可以，想借他的地盘去中原与梁朝取得联系，则是万万不行。而事奉朝廷是吴越的立国大计，要想稳妥，还是只能硬着头皮走海路。钱镠无奈，从此“始自海道出登、莱，抵大梁”，在波滔风浪中驾帆摸索。好在越人拥有优秀的航海天赋，久而久之，在海上巅跋多了，学费交多了，经验慢慢也就丰富了。海上交通渐渐成熟起来，吴越最终因祸得福，打开了一条广阔的蓝色大道。不仅政治联系更紧密，和中原的贸易也越做越红火，“航海所入，岁贡百万”。后来，吴越干脆在山东的青州等沿海城市直接开场子做买卖，也学着湖南的样办起了回图务。而且范围更广，“滨海郡邑，皆有两浙回易务”。并“厚取民利”，攫取了惊人的收益。由于吴越一向同朝廷关系铁，财宝送得顶多，渐渐的，回图务也开始放肆起来，对于欠了货债的中原百姓，竟敢无视当地法制，“自置刑禁”，明目张胆的捉拿和追捕，关在回图务的监狱里。其霸道专横，目无王法，俨如晚清时代的外国租界。可是当地州县官员都收了吴越的重贿，视若无睹，害得百姓求告无门。后来有个叫刘铢的节度使实在看不惯，准备加以干预，没想到朝廷贪图吴越的金银财宝，反怪刘铢碍事，将他一调了事。吴越的贸易链从此北锁中原，南达闽粤，还时常泛海跑到朝鲜和日本去做生意。杭州的商贸热闹非凡，稳居江南第一大都市的宝座。史载吴越王钱镠曾游碧浪亭，这里水路直通大海，当时只见风起云涌，大潮起伏，水面上“舟楫辐辏，望之不见首尾”，极为壮观，大喜道：“吴地去京师三千余里，而谁知一水之利，有如此耶！”

　　南汉和吴越成为海贸强国，以至连后世的北宋皇帝都羡慕不已，神宗曾言“昔钱、刘窃据浙、广，内足自富，外足抗中国者，亦有笼海商得术也。”浙江的物产，尤其是茶叶经海路源源输往中原，钱镠一次进贡就达二万七千斤。这还仅是史料记录的，那些没记的和海路贸易流入到中原的茶叶还不知道还有多少。吴越也由马楚的政治伙伴渐渐转化成商业对手。

　　日期：2011-02-16　21:08:54
　　好，继续正文，看看高郁都想了哪些办法
　　货币战争
　　吴越开辟海上贸易线，使楚国少了一个贸易伙伴而增加了一个对手。
　　应付江陵的竞争已是不易，而今又添吴越。马殷和高郁确实头痛。
　　好在湖南自身尚有潜力可掘，像开矿和铸币就是座超大的富矿。

　　湖南境内有着丰富的金属矿藏，尤其是湘南的郴州一带，至今享有“中国有色冶金之乡”的盛誉，资源极为富厚。这里出产最优质的白银，号称“他处莫及”。马殷平定境内后，便恢复了郴州、桂阳等地的银矿开采。征集壮丁在此采掘和烹煮，“煎铅取银”。经过积极的开发，郴桂很快成为一大银钱渊薮，支撑着湖南在全国的商业地位，后来引起了中原统治者特别的关注。像宋太祖，治国平天下之余，对郴桂银矿表现出特别的兴趣。不仅郴州，马楚所辖广西的桂、柳等各州也多产金银。

　　金银是贵金属，在唐代及以前多用来作器饰和宝藏，远未获得法定交易货币的地位，但依恃自身高贵的价值，自古便是响当当的贵族通货。随着晚唐经济高丨潮丨的到来，用金银进行贸易、支付军饷越来越频繁，白银的需求量出现井喷，其开采从岭南扩展到江南等地。到了五代十国，白银正式进入流通领域，并且越来越具有货币属性。马楚政府掌握着大量金银，便于进行大宗采购交易。上世纪末在印尼海域发现的阿拉伯沉船“黑石”号，是从广州贸易回国的，船上发现的银锭多达五千两，其中不少就产自马楚的桂阳监。

　　但金银的收益比起铸币来，又是九牛一毛。自秦汉起，中国货币经济就是铜本位。西汉发行的五铢钱，其体系历经七百年，一直保持到隋朝。大唐开国后，宣布废除五铢钱，发行“开元通宝”钱。从此，历代铜钱上均铸有“通宝”二字，五铢钱系统结束，通宝钱制度开始，并一直延用到晚清。可见铜钱其地位之牢，规模之大。盛唐时国力富强，所铸货币用料很足，一贯钱一千文，成本就要750文，但发行量大，开元年间，国家每年发行铜钱100万贯左右，所以赢利仍足可观。自中唐始，随着南方商品经济的蓬勃，城乡市场上流通的商品总价值猛烈飚升，社会的流通手段越来越依赖钱币。但此时的政府，反倒因财力紧张铸钱规模越来越小。像唐宪宗元和年间，每年铸量仅15万贯，这样就形成了钱贵物贱，通货紧缩。到了晚唐，随着铸币技术和用料都趋于混乱，普遍偷工减料，铸币就更是一项暴利收入了。

　　中国货币因技术和材质的优越，还深得国外的喜爱，所以大量外流，又加剧了钱荒。唐宋铜钱在日本朝鲜等许多国家是抢手货，比今天的美元还吃香。在回鹘、辽、金、西夏更受追捧，上层想尽办法收购，金国甚至与宋朝打起了一场铜钱争夺战。中国的钱币甚至具有世界货币的地位。所以社会对铜钱需求量越大，钱荒反而越严重。到五代，这种混乱状况愈演愈烈，铜的价值更是水涨船高。为了繁荣市场、稳定物价，马殷于乾化元年（911）冬十一月下令开铸“天策钱”，湖南桂阳在唐代是一大铸币基地，一年铸钱高达二十万贯。如今在高郁经营下，铸币业更突飞猛进，“当其盛时，炉烟蓊然，上接云汉，烹丁纷错”，热闹非凡。所铸天策钱以“铜质浑厚”著称，是那个钱荒时代罕见的珍贵通货。当时南方各小国虽也各自发行地方性货币，但只能用廉价的铁来做铸币原料，湖南却发行用料充足的铜钱，可见经济实力之雄厚。这是商业对手江陵所不具备的，因而湖南“商旅往来幅辏”，政府“税利至厚”。

　　可是好景不长，天策钱价值越高，其市场寿命反而越短暂。正如马歇尔在《货币、信用与商业》一书中说的那样“恰恰在最需要货币来执行其职能的时候，它的实际数量反而有减少的危险”。高郁毕竟是古人，还不可能有超前意识，对市场规律有如此理论化的认识。马楚的铸币量再大，以一隅供天下，终难持久。更可怕的是，你一旦将天策钱花出去，将再也看不到它流通在市面上。这还是市场规律在作怪：越有价值的东西，越要被人们被收藏和保存。越缺啥，啥就越有保存与升值的价值，所以钱荒时代，豪强富民们就疯狂的囤积钱,地窖成了吞噬铜钱的黑洞。现代学者推算,仅唐代长安一地,就有600万贯之多的铜钱退出流通市场,转入窖藏。今天，出土的民间钱窖遍布全国，数以千万计，有的古窖所藏历代古钱竟达好几十万斤，货币从春秋战国到唐宋元明清，从铜钱到铁铁，包罗万象。至于藏钱上千斤的古钱窖更是多如牛毛。我们的先民们的肉体早已化为灰烬，至死也舍不得将这些钱花出去，倒成全了今天一大帮古钱贩子，说来真令人唏嘘。

　　不仅缺铜钱，当时铜料也短缺,铜器在市场上因而价格高昂。甚至高于同一重量的钱文面额,自中唐起,1000文铜钱,熔化后可得铜6斤,再加工成器皿,竟可获得6000文收益,获利达百分之六百。即使在市场秩序较规范的北宋，销铜钱十两可得精铜一两，再铸成器皿，一倒手就可获利五倍之多。在如此暴利引诱之下，铜钱更遭了劫，“销铸遂多,江淮之间,宝钱减耗”(《册府元龟》卷501）,就这样周而复始,恶性循环。到北宋中叶,官府为缓解钱荒大量增加货币供应,一年投放到市场的铜钱多达500万贯,社会上却仍然“钱币不足,此不足怪”(《梦溪笔谈》卷12）。中古时代的地球上，哪个国家敢和中国比经济实力呢？雄唐富宋都吃不消铜钱的流失，何况五代十国呢，又何况一个小小的马楚？靠发行通货来振兴商业，不是长久之计，高郁不得不很快就调整策略，改发行为回收了。

　　然而，这些严重的困难同接下来的新挑战相比，则又属小儿科了。
　　日期：2011-02-17　20:18:41
　　后来治蜀要深思
　　湖南在商业上的靠山是朱氏梁朝，而今梁朝却一天天衰败，走向了末日。
　　朱温的大敌，是盘据太原的李克用集团。论兵力、论政治见识、内治水平，李克用远不如朱温，但李克用却有个足劲的儿子：李存勖。公元908年，李克用病死，李存勖继位当家，他一台便锐意整军、选贤用能，国家有了新气象。而朱温却猜忌功臣、荒淫残暴。在争夺河北的较量中，朱温所带主力部队竟两次惨败。受挫后的朱温心灰意冷，哭道“生子当如李亚子（李存勖小名），我的儿子不过是些猪狗！”。从此更加暴躁变态，甚至连儿媳妇也污辱。儿子们为了争夺继位权，竟纷纷带着妻子往朱温床上送。后梁昏败至此，灭亡已是迟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