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干嘛去了，这时候想找地方躲，傻啊！
　　别的诸侯早就躲到东方去了。

　　还是和周王一起的。
　　大破犬戎更容易理解，想兑现支票，只有“破”这一个办法，至于大破小破都不是主要的，破了就行。
　　历史有时也就是奇怪，帮忙的小伙子真的把已经准备和别人结婚的张三家的闺女娶来，做了自己的媳妇。、
　　秦国竟然打败了犬戎。
　　看来，激励机制确实有好处。放到现代，周平王肯定是一个优秀的人力资源专家，比起那些脑筋只会思考股票期权、奖金发放、IPO的所谓管理人才强的多。

　　从此历史上有了秦国。
　　秦孝公的祖宗里面，有一个人很厉害，曾经威震四海，称霸天下，全地球人都知道。
　　这个人是秦穆公。
　　秦国后来的好多国君，从小就立下远大志向，要以这个祖宗为榜样，做一番轰轰烈烈、比谁谁谁都要伟大的事业来。
　　可是公孙鞅才研究秦史没有几天，他就发现，这个秦穆公也就那么回事，根本没有想象的那么伟大，甚至可以说，一点也不伟大。

　　就说经常被人们称道的作为春秋霸主这件事，和其他几位霸主比起来，穆公的业绩也就是一个差班的第一名和好班的第十名的对比。
　　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晋文公，力挽狂澜，大国听命，小国俯首；楚庄王，饮马黄河，问鼎洛阳。
　　然而，秦穆公昵，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搞西部大开发，并国也好，开地也好，都在西部，中原战场的活动参与很少。
　　中原各国也没有一个听秦国的。
　　可是，无论春秋，还是战国，政治活动的重心地带都在中原。甘肃、广东、福建、内蒙、东北等地在那个时间对政治活动的影响还没有。

　　秦穆公老在西北地区打圈圈，充其量只不过是西北地区的草头王，把他称为时代的霸主实在是抬举他。
　　横向比较发现不了问题，我给你略微做些解释估计你就清楚了。
　　根据我总结的事实，如果开国君主和所谓的最伟大君主并没有建立起特别引人注意的功业，也不妨碍他们成为人们心中的英雄。
　　究其原因在于两点：第一，时间太长了，过去的事记不清了，姓张的事迹安到了姓王的头上，对老百姓来说，管他真假，较真的事儿让历史学家去做嘛；第二，当官的有意宣传的结果，把小事夸大，大事夸得更大，这原本就是官方擅长的事儿。甚而至于，本来没有这件事，为了反映领导的伟大，也要凭空造出一件事儿。
　　例如，某某皇帝出生时的种种天气变化，打雷，闪电，风雨大作，一道白光，某个神灵凸显于皇帝他妈的梦中等等，不一而足。
　　全是胡扯。
　　还有，某某官员的祖宗突然变成了古代的名人。左邻右舍都说，几十年了都没有听说南园的谁谁谁是哪个朝代的丞相的第几十几代孙子，怎么突然之间，谁谁谁当了大官之后，就成了孙子了呢？

　　更不靠谱的是，领导根本就没有参加某次战争或者谈判或者密谋，但是，从历史意义上说，领导如果没有参加这次活动的话，个人形象将大打折扣。怎么办，秘书人员或者御用学者们脑筋一转，计上心来。
　　直接添上！
　　领导本人昵，对此问题，也故意含糊其辞，这样几糊弄，过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历史真相就被掩盖了。
　　常常是：懦弱者变成了勇敢者，逃兵变成了冲锋陷阵者。
　　秦穆公就是如此，他并没有像秦国宣传的那么伟大。

　　历史倒是非常清楚的记着，在秦穆公的竭力主张和亲自部署下，秦国和晋国干了一仗，结果再正常没有：秦国败了。从此，秦国就做了缩头乌龟，直到春秋时代结束，都没有再向中原地带迈进一步。
　　穆公不管咋说，还做了一些事，比如国内持续发展，朝着富国强兵的道路挺进；兼并西北的一些小国，进行海外扩张。
　　后来的那些国君，却是吃闲饭的多，干事儿的少。
　　大臣也不闲着，唯恐国君日子过得舒服，过几年搞一次政变。
　　公元前425年，大臣围攻国君怀公，怀公自杀。
　　公元前384年，大臣把国君出子沉到水中淹死，迎接流浪在外的公子连回国当国君，这也就是秦献公，孝公的老爹。
　　献公比他的爷爷爹爹有进步。
　　虽然没有看到官方记载他怎样一点一点把权力从大臣手中夺回了，但是，很明确的事实是大臣没有逼他自杀，或者把他的儿子赶走，另外迎接别的公子回国当国君。
　　尤其重要的是，他还认认真真做了几件事。

　　先是废除了实行长达三百年的杀人殉葬制度。
　　作为一项古老的制度，一直流传下来，拥趸者肯定不少，并且支持这项制度的基本上都是有权有势的人。
　　因为只有他们有这个能力。
　　自己死了，还要把别人杀死或者活埋，陪着下地狱，这本身就是不把别人当人看。
　　最有名的杀人殉葬事迹发生在秦穆公死的时候。

　　当时，殉葬者有一百七十七人，其中包括著名大臣三名。这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反响，有位诗人曾经做了一首诗哀悼殉葬者。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废除殉葬制度都是一件好事。
　　起码保存了更多的劳动力。
　　献公做的第二件事是整顿户籍。
　　以五家为一单位，编为一伍；十家当然就是二伍；十五家就是三伍；诸如类推，就这样进行了早期的户籍管理。
　　这有什么用？你也许会问。
　　用处大得多。
　　便于国家统计人口。
　　统计人口的目的很清楚，找人当兵简单了，到派出所一查就是了，总计多少人，都是多大年纪，能出多少兵员，一目了然。

　　征收点农业税也简单多了。大致一看这个村庄有几伍人，可以征收多少赋税，清清楚楚的，比以前没有户籍管理时简单多了。
　　最后一件事是推行县制。
　　这是一件比前两件都要影响重大的事。
　　周武王建立周朝的时候，没有县这种行政单位。各国国君们对有功之臣的奖励是把某个城邑送给他。
　　这一送实质上也就把这个地方的管辖权给送了出去。
　　封地内的赋税国君无权插手，人事安排国君也无从过问。被封之人对国君的义务只是战争时候，带着自己封地内的士兵跟随国君打仗。

　　士兵的吃穿用等物资都由被封之人提供，而不是国君提供。
　　当然，这些士兵也只忠于管他们吃饭的人，而不是国君。
　　时间一长，拥有大量封地的大臣的权力就越来越大，有时手中的兵员比国君的还多。其结果，国君被架空了。
　　甚至把国家弄丢了。
　　晋国就是这样被韩、赵、魏三个大臣给分掉了。
　　推行县制在一定程度上能避免这个弊端。

　　因为县的官员是国君直接任命的，县内的士兵征发，赋税征收都属于国君直接管理。不经过国君允许，县长们不能在县内征兵。
　　也就是说，这种制度对国君来说，好处多多。
　　献公当时在秦国内设了栎阳、蓝田、蒲、善明氏四个县。
　　献公虽然没有做更多的事，但是有这些就够了。
　　秦国发迹的第一枚铜钱有了。

　　上面拉拉杂杂的这些内容就是公孙鞅读了秦国历史之后的深刻体会。接下来，我们就看看这些体会在见到秦孝公时用上用不上。
　　走啊！
　　3、真与假
　　据说，公孙鞅见过秦孝公三次。
　　根据司马迁的记载，公孙鞅和秦孝公谈话的时候，孝公表现的实在不怎么样，按道理，他不应该是那个样子。
　　他是一会儿睡，一会儿听。

　　再不好好学习的学生估计也不敢当着老师的面做这样的动作，起码也会拿本书放在前面，遮挡一下，做做样子。
　　可是，孝公连做做样子的表示都没有。
　　诸如刘备三顾茅庐，杨氏兄弟程门立雪的情况，公孙鞅想都不用想。
　　考察过历史，就会发现，这样的事儿还真不少，比孝公做的更不像话的帝王多得是。例如，刘邦会见郦食其时，让两个妓女陪着。
　　但是，在好多情况下，这些本来不能算是人物的人发迹后，他们的这些不符合儒家思想、不礼贤下士的行为被人为地掩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