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零四年，在铁木真讨伐乃蛮部的战争中，捉住了一个叫塔塔统阿的畏兀儿人。他是乃蛮部太阳罕的国傅、掌印官，掌管出纳钱谷，委任人才的金印。后代人说他性聪慧、善言论，深通本国文字。塔塔统阿被蒙古兵俘获时，成吉思汗问他：“太阳罕的人民、疆土都属于我了，你怀抱金印跑哪去呢？”塔塔统阿道：“这是为臣的职责，我想寻找主交给他，并没其他打算。”成吉思汗赞赏他忠于故主，但又十分惊奇，又问道：“这颗金印有什么用处？”

　　塔塔统阿道：“出纳钱谷，委任人材，一切大事都用它，这是个信验。”成吉思汗又问道：“你深知本国文字吗？”答曰：“知道，我还可以在您帐下任职，为您效劳。”成吉思汗听后大喜，便命塔塔统阿留在大汗帐前，教太子、诸王学习畏兀儿文字“回回字”。其后又下令蒙古族贵族的子弟来学习畏兀儿文字。在成吉思汗的大力倡导下，蒙古国逐渐采用了畏兀儿字书写蒙古语，创造了畏兀儿字蒙古文。虽然元世祖忽必烈曾命国师八思巴采用藏文字创制了官定蒙古语，但元朝灭亡后就基本不用了。而畏兀儿字蒙古文历经变革，渐趋完善，一直沿用到今天，畏兀儿字蒙古文的创立，在蒙古民族发展史上是一个创举，它在蒙古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越来越显示出重大的作用。

　　正是有了这种文字，成吉思汗才得以颁布札萨。札萨意为“法令”、“军法”。早在一二零三年，铁木真战胜克烈部后，曾经多次口耳相传过“札萨”，强调禁止泄密，不许贪财等事项。后来，随着征服战争的扩大，成吉思汗愈来愈感到对这些桀傲不训的牧民进行管理和惩治的重要性。于是举行了库里台，“在他们中间对领导规则、律令和古代习惯重新作了规定，札萨法典应运而生，这是斟酌各部族的习惯传统合成的，是蒙古族的第一部成文法。

　　蒙古当时的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在蒙古社会中，大汗是最高统治者，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他用不着用所谓仁义道德来粉饰自己的行为，因此法律的阶级实质暴露得更加明显。按当时的习惯，大汗的言论、命令就是法律，成吉思汗颁布的“大扎撒”就是记录成吉思汗的命令。成吉思汗的“训言”也被称为“大法令”。一切是非功过都以是否符合大汗的利益和意志为转移，符合的就是“合法”，否则就是“非法”。汗权是高于法律之上的，大汗拥有对他的任何子民生杀予夺的权利！

　　成吉思汗的法律规定了各类人员的权利义务以及违反规定时的处置办法，如规定万夫长、千夫长和百夫长们，“要在年初和年终时前来聆听成吉思汗的训诫(必里克)”，回去后要实力奉行，管好自己的军队。“如果他们住在自己的营盘(禹儿惕)里，不听训诫(必里克)，就像石头沉没在深水中，箭射人芦苇丛里般地消逝得无影无踪。这样的人就不适于当首长。”“万夫长、千夫长和百夫长们，每一个都应将自己的军队保持得秩序井然，随时做好准备，一旦诏令和指令不分昼夜地下达时，就能在任何时刻出征。”“居民[在平时]应像牛犊般地驯顺，战时投入战斗应像扑向野禽的饿鹰。”“妇女在其丈夫出去打猎或作战时，应当把家里安排得井井有条”，应当担负男子在家时所负的任务。禁止任何一个执事者将自己的职务擅自移交给别人，擅离职守者处死；构乱皇室，挑拨是非，助此反彼者处死。“凡诸临敌不用命者，虽贵必诛。”法律反映了战争年代对不同人的要求，反映了明显的军事性和集权性。

　　成吉思汗的法律明确规定保护私有财产，保护继承权，尤其是保护奴隶主对奴隶的所有权。如其中规定：“犯寇者杀之，没其妻子畜产，以入受寇之家。有时则罚充八鲁军(犹汉之死士)，或三次四次，然后免，其罪之至轻者，没其资之半。”被盗马匹在破获之后，即应以九匹相同毛色的马匹归还原主。如无偿还能力，可收其子女相抵，如无子女，应处死刑。在这里，犯人的子女、生命只相当一匹马。成吉思汗法律还规定：捉获逃奴、俘虏而不归还其主者，处死。

　　成吉思汗的法律反对某些落后的、损人利己的意识，提倡急公好战。其训言曾道：“凡是一个民族，子不遵父教，弟不听兄言，夫不信妻贞，妻不顺夫意，公公不赞许儿媳，儿媳不尊敬公公，长者不保护幼者，幼者不接受长者的教训，大人物信用奴仆而疏远周围亲信以外的人，富有者不救济国内人民，轻视习惯和法令、不通情达理，以致成为当国者之敌，这样的民族，窃贼、撒谎者、敌人和[各种]骗子将遮住他们营地上的太阳，这也就是说，他们将遭到抢劫，他们的马和马群得不到安宁，他们[出征]打先锋所骑的马精疲力竭，以致倒毙、腐朽、化为乌有。教戒子弟勿使忘本，他们将穿戴织金衣，吃鲜美肥食，骑乘骏马，拥抱美貌的妻子，[但]他们不会说：“这[一切]都是由我们的父兄得来的”，他们将忘掉我们和这个伟大的日子!”

　　成吉思汗的法律中还保留了一些蒙古部落后的习惯和宗教色彩，如规定不许洗涤衣物，认为洗后晾晒天将发怒，引起雷击等等；不能说吃食是不洁的，什么东西都应该吃；吃食而噎者拉出去处刑。父亲死后，儿子有权决定其庶母的命运，除生母外，可将其庶母收为妾或送给他人等等。
　　法律的不平等是成吉思汗法律的一个明显特点，他规定一些那颜贵族享有“九次犯罪而不罚”的特权。那颜对其属下则可以“随意处分财产，且得处分其身体”。并规定对亲者、近者以及神职人员都可以采取优待措施：“认识可汗的人，要交可汗亲自处理，从轻发落；不认识可汗的人，一旦违反号令，则要立即‘典刑’。”对宗室亲属的处理则更加宽大：“我们的兀鲁黑中若有人违犯已确立的扎撒，初次违犯者，可口头教训；第二次违犯者，可按必里克(成吉思汗训言)处罚；第三次违犯者，即将他流放到巴勒真一古勒尤儿的遥远地方去。此后，当他到那里去了一趟回来时，他就觉悟过来了。如果他还是不改，那就判他带上镣铐送到监狱里。如果他从狱中出来时学会了行为准则，那就较好，否则就让全体远近宗亲聚集起来开会，以做出决定来处理他。”成吉思汗甚至降旨道：“如果我的宗族中有人违背了扎撒，在未经与全体长幼兄弟们商议前，不得戕害他的生命。”法律惩罚的轻重，不是看罪过的大小，而是看与可汗关系的亲疏远近，这与汉族封建法律中的议亲、议贵、议功、议贤等“八议”具有相同性质。后来又规定，被判处死刑的回教徒、神职人员，付四十金币可以免死，这是对宗教人员实行的一种赎刑，目的是增加收入，缓和矛盾；汉人付一驴可以赦免，这并不是对汉人格外优待，只是表明汉人的生命价值低，只相当于一头驴。

　　成吉思汗一再要求各级官吏认真遵守、努力贯彻大扎撒，成吉思汗道：“由于伟大的主的仁慈，我使用了这些律令，并推行了这些必里克，因此使我们的安宁、欢乐和自由的生活一直继续到现在。将来，直到五百年、千年、万年以后，只要嗣承汗位的后裔们依然遵守并永不改变在全民族中普遍沿用成吉思汗的习惯和法令，上天将佑助他们的强国，使他们永远欢乐。全宇宙的主将降恩于他们，普世万民将祈祷他们，他们将长寿享福。”成吉思汗又道：“如果隶属于国君的许多后裔们的权贵、勇士和异密们不严遵法令，国事就将动摇和停顿，他们再想找成吉思汗时，就再也找不到了!”

　　札萨法典又规定，从第一片雪花飘下，到第一片草原初绽新绿，这段时间为狩猎季节。可捕杀麋鹿和野驴。到了春天，就要召开库里台大会，各级首领必须参加，擅留营地者，就会像深涧的石头，或没入芦苇中的箭矢，从此消失不见。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札萨法典具有以下四个特色：一、是成吉思汗意志的绝对体现。二、促进了游牧民族间的团结和融合。三、以极刑处置罪犯。四、除非是现行犯当场认罪，如果矢口否认，则不判罪（不过绝大多数蒙古人都勇于认罪，有的甚至会自求处分）。凭藉札萨法典无限的权力和无情的鞭子，成吉思汗拥有了一支训练有素、千锤百炼、军纪严明、所向披靡、战无不胜、威力无比的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