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讥之” ，历来是封建文人改不了的习惯，但这一点犯了秦王朝的大忌。要知道＂焚书＂的时候，首先烧的就是列国史书：“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③ 秦始皇这次对儒生们的讥笑的反应如何，史书未提，应该是哑忍了。但他的忍耐显然是有限度的，当知识分子讥刺朝政之风愈演愈烈的时候，悲剧终于发生了。

　　其实在《史记》里，方士侯生和卢生逃跑的原因，有他们自己的一段对话说得明白：“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专任狱吏。。。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乐以刑杀为威。。。不闻过而日骄。。。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於上。。。贪於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
　　而秦始皇得知之后，最为震怒的就是他们私下针砭时政，“为訞言以乱黔首”， “於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 告引什么呢？当然是诽谤言论而不是长生药的秘密。“坑术士” 实际上就是对文人议论政治的严厉惩罚，也是因为“以古非今者族”的法令没有起到足够的阻吓作用，而必须杀一儆百的措施。
　　所以，焚的是什么书、坑的是儒生，还是术士， 纠缠于这些细节，不如认清这场运动的实质。
　　秦国自孝公之后，限制知识分子的学术活动，其方针是一以贯之，这也是一个法西斯军国主义国家必然的需要。秦人统一天下以后，试图以文化调和来达到文化思想的和谐统一。结果此路不通，因为这种文化与它本身的法西斯制度背道而驰，亦为钳制思想的法家意识形态所不允许。只好回到《商君书》“壹教”、“壹言”的老路上去，把文化彻底扫除，这就是＂焚书坑儒＂的起因，与现代的＂破四旧＂颇有些遥相唱和的意味。

　　秦国作为征服者，没有自己的文化去同化被征服者，却又不能够象北魏拓跋氏和满清一样，迅速融入中原文化。在秦统一之前，文化毕竟还有避难所，例如上文所讲到的＂稷下学宫＂和赵都邯郸。一旦天下一统，＂焚书坑儒＂，文化就再没有了容身之处。文化的隔阂与冲突就只好在帝国的内部用强力压制住，这对削减人民的亡国意识自然是不会有任何帮助的。

　　不过，秦国毕竟有它制度上的优势，荀子不就曾在《强国篇》里盛赞秦国的政治清明，效率极高么？假如把稳定维持过一两代人的时间，是否能象满清的统治一样，有消除文化隔阂的可能呢？秦王朝清除了一切旧的文化，假以时日，它是否能够另僻蹊径，创造生出一种新文化呢？果真那样，其后两千年的历史就要会大大改写，今天的中国会不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

　　可惜命运最没有耐心，时间也不是秦王朝的盟友，我们永远不会知道答案了。
　　原本，六国之民虽然都对秦朝的征服有深刻的亡国之恨，但战国末期六国之间也在尔虞我诈、血腥残杀。世代深仇和猜忌使得他们反秦的动力不可能整合起来。这就是为什么秦始皇在世的时候看不到任何有规模的反叛行动。但是秦始皇死后，一个契机出现了。
　　秦二世胡亥即位时很年轻，才二十岁左右。在他的赵高赵老师的鼓励下，大量宫室、皇陵、直道、禁苑的基础设施项目同时上马，导致劳动力的不足，于是开始＂发闾左之戍＂④。这一下，要了秦王朝的命。
　　“闾” 就是居住的里巷，或更近似于今日的＂小区＂。＂闾左＂的意思，据司马贞的《史记索引》：“闾左谓居闾里之左也” 。又云，“凡居以富强为右，贫弱为左。秦役戍多，富者役尽，兼取贫弱者也。” 这也是望文生义的臆度。“闾左”为秦汉时代的楚语，并不是指真的住在左边，而是指没有任何职衔爵位的普通老百姓。泛指一个社会的基层民众。

　　上文提到，本来秦代力役虽不轻，但当局多使用刑徒，而尽量减少平民的徭役负担。此举既能保证劳动力的掌握，又能分化阶级矛盾。不知道为什么，这一诀窍竟没人传授给胡亥和赵高。这两个阿木林的愚蠢行为，一下子把广大刑徒和平民都推到了当局的对立面。使得本来各怀仇恨的六国遗民，因为共同利益联合在了一起。
　　①《史记－秦始皇本纪》
　　②《史记.封禅书》
　　③《史记.卷十五.六国年表.第三》
　　④《汉书.食货志上》
　　日期：2012-02-02 00:23:03
　　第三部 成功是失败之母

　　7. 秦末＂农民＂起义的真正性质
　　公元前209年夏，陈胜、吴广与九百戍卒征赴渔阳（今北京密云），途经大泽乡（今安徽宿县东南），因道雨失期，按律当斩，遂揭竿而起，天下群起响应。同年九月，项羽、项粱于吴（今江苏省苏州）起兵，渡江北上。失职在逃的泗水县刑侦大队长刘邦，召集山中亡人刑徒，打下老家沛县，归并项梁。亡秦序幕就此拉开。
　　秦末大起义，大陆一直认为它是一场农民反抗阶级压迫的革命战争，封建史家则认为它是反对秦暴政的＂义举＂。然而这两种历史定位都很值得商椎。
　　从陈胜、吴广起义伊始，各地起义军从来没有提出过如后代农民运动中常见的那些＂均田分粮＂、＂铲除不公＂、＂废除除捐税＂等等符合农民利益的政治要求，他们唯一的口号就是＂诛暴秦＂。陈、吴起义首先立国“张楚”，并先后恢复魏、齐、赵的国号。项梁起兵，第一件事也是首先恢复楚国，复立楚怀王之孙为楚王。可见＂兴灭国＂是当时最有凝聚力的纲领。

　　从出土秦简中所见当时的经济状况，可以说还比较健康。秦朝的田租口赋即便不低，但比之其他时代的民不聊生，显然并不算太过分。而且，在长达百余年的兼并战争中，百姓的负担无论如何不会比统一之后更轻，而秦国在统一之前不见有农民起义的记载，为什么统一之后阶级矛盾无法调和，这也很难解释得通。
　　从前一部关于秦国制度的讨论，我们已经知道，秦朝社会的阶级矛盾并不是主要矛盾。虽然秦末农民起义的直接导火线是秦二世＂发闾左之戍＂，但它本质上依然是带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复国战争。
　　单从起义爆发的地域分布，也能看出这一特征。秦统一后，楚地一直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民谚。秦、楚当时同属华夏文明圈外的蛮夷，彼此间在文化上亦相去甚远。所以楚人的民族意识远超过中原其他各国，对秦的抵触情绪也最强。陈胜、吴广于大泽乡起义，之所以能头炮打响，群众蚁附。就是因为这里本属楚地。刘邦起于沛县，也是故楚之地；项梁、项羽起自江东，就更不用说了。

　　秦代刑徒数量甚巨，其中多有不堪重役而逃亡成为群盗者。连秦始皇本人都跟他们有过惊险遭遇。＂二十九年，始皇东游。至阳武博狼沙中，（今河南阳武县）为盗所惊＂。＂三十一年，始皇为微行咸阳，与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盗兰池，见窘，武士击杀盗，关中大索二十日＂。① 但是这些盗匪只不过为了生计，掀不起什么风浪。倒秦运动最积极的中坚力量，几乎全是故楚之民。而在原来秦国中心的关西三秦地区以及蜀地，基本看不到有人参加这场革命。

　　不但如此，在陈胜部将周文的数十万大军进抵戏（今陕西临潼东北），距咸阳只有百来里的时候，二世赦免骊山刑徒三十万，交少府章邯组成军队反击。这支临时拼凑的劳改犯军队居然还节节胜利，不仅大破周文军，“杀陈胜城父（今亳州），破项梁定陶（今曹州定陶县），灭魏咎临济（齐州县）。” 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