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说法“赤金”就是铜。 南朝 梁 江淹 《铜剑赞》：“黑金是铁，赤金是铜，黄金是金。”章鸿钊 《石雅·三品》：“《山海经》有黄金、白金、赤金。《史记·平准书》云：‘ 虞 夏 之际，金分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汉书·食货志》云：‘金有三等：黄金为上，白金为中，赤金为下。’释之者皆以金、银、铜当之。《禹贡》‘惟金三品’，亦犹是也。然不曰金、银、铜而必曰黄金、白金、赤金者，盖古人制名，必自金始，由金而分也。”

　　另一种说法“赤金”是纯正的黄金。
　　综合《山海经》中“黄金”“赤金”“白金”的内容，本人认为这里的“赤金”意思应该是“红色金属”，也就是铜。
　　那么，乌蒙山一带是否有大量的铜矿呢？地质学说太复杂，研究不来，我们就来看几则新闻吧:
　　新闻一： 贵州发现宋代铜矿遗址2005年07月25日08:52 　 新华网
　　新华网贵州频道7月25日电（记者秦亚洲）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专家近日发现了一处宋代铜矿遗址。专家称，铜矿遗址在贵州属首次发现，填补了贵州古代青铜开采和冶炼的空白。

　　这处铜矿遗址位于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玉田乡沙田村，是考古专家在对象鼻岭电站水淹区和施工区进行文物调查时发现的。
　　这处遗址共有8个井口，总面积约300平方米，矿井深100－200米，井内有支洞。考古专家在井口发现了大量铜矿渣堆和宋代瓷片。
　　史籍记载中，贵州西部地区铜矿资源丰富，青铜冶铸工艺也有悠久历史。《汉书?地理志》载益州郡，俞元，池在南，桥水所出，东至毋单入温，怀山出铜。温指温水，即今天贵州境内的南盘江。
　　清朝时期，贵州青铜冶炼及铸造业曾盛极一时。《高宗实录》卷866载，清政府除了每年要在贵州办铜四十八万斤外，每年需铸钱四五十万斤。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恩元说：这处遗址位于云南至贵州主要通道的附近，它的发现对研究云贵古代交通和贵州青铜开采及冶炼十分有价值。

　　日期：2011-06-25　12:41:34
　　新闻二：会泽：清帝国余晖下的铜运古城
　　2011年04月21日 07:47时代周报
　　“堂琅县，因山而名，出银、铅、白铜、杂药、有堂琅附子”。这是《华阳国志?南中志》的一段记载，而“堂琅县”便是今天位于云南省东北部乌蒙山主段的会泽县。会泽从出现在历史中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和铜结下了不解之缘。经中国科技大学自然科学史研究室鉴定，殷墟出土的部分铜器，铜料来源有可能来自于云南东川会泽一带。东汉墓葬中常有出土的“朱提堂狼”铜洗也是会泽所铸，可以说会泽的历史就是关于铜的开采、冶炼铸造的历史。尽管会泽与会泽的铜矿资源很早就进入了历史的叙述，但直到清代中期，当中国传统帝制时代行将走向终点之际，会泽才在这落日余晖下突然迸发出炫目的光华。

　　进入会泽县城，感觉平和而安静，旧城占整个县城面积的一大半，在十字街的两旁还可以看到明清木构建筑的痕迹。谁又曾想在这个安逸悠闲的面纱下，却掩盖着一段曾经的繁华与喧嚣？
　　历史中逝去的巴拿马银牌
　　今天的铜匠街已经走出了人们关注的视野，静静地存在于会泽古城的一角。除了街口一块蓝底白字的指示牌上的“铜匠街”三字，这条宽不足五米，今天只能称之为“巷子”的地方已经很难与“请登绛云三千尺，俯看名城十万家”的铜商经济联系起来。铜匠街两旁是古老而陈旧的民居，街口的两间只剩断壁残垣。街里路人稀疏，各家门窗紧闭，在傍晚的炊烟落照映衬下更显凄凉。居住在铜匠街的张姓家族已传到第十二代，早已不复往昔之兴旺。

　　在铜匠街名声最大、也是到来最早的要数张姓家族。张姓家族原籍南京，祖上明代时曾在皇宫作过铜匠。后来明朝开发西南，张姓祖先与大批手工业者跟随一个姓胡的总督移民来滇。张姓族人初至云南时居住在澄江，但由于澄江没有铜矿，张姓族人度日艰辛。到了清康熙末年，正值东川铜矿开采冶炼极盛之时，商业兴旺，张姓家族也就迁移到会泽定居，从此一直居住在城东制作铜器。

　　到达云南的张姓祖先前七代工匠并没有收外姓门徒，直到第八代(约清光绪初年)才开始收徒传艺。张姓族人和徒弟们聚居在城东一条街上，其后又有很多外地铜匠慕名而来，因而得名“铜匠街”。
　　张姓族人的第十一代传人—张兴明老人，现在仍居住于铜匠街，已经年近百岁，他的侄子张克康也已六十多岁，住在隔壁，他们也是张姓家族中唯一还在从事斑铜制作的手工艺人。特别是张兴明老人，他亲历过往昔铜商贸易所带来的斑铜工艺的辉煌，也见证着这一手工艺在现代社会的急剧变迁中走向衰落。
　　张兴明老人回忆道，斑铜手工艺大概产生于清朝雍正年间，据说是张姓铜匠祖先从大明宣德炉中获得灵感而制造出来的。当时正值会泽“铜商文化”的辉煌时期，铜运的发达也带来了会泽的繁荣，斑铜手工艺也因其斑驳绚烂的金属斑而被誉为“金属宝石”。在整个铜商文化的颠峰，会泽斑铜也成为达官显贵的收藏品，甚至成为贡品。特别是1914年，张兴明老先生的叔伯制作的铜炉参加了巴拿马国际博览会，并一举荣获银奖。遗憾的是，在那个动荡的年月里，工匠们的生活并不平安，这块银牌最终流失在中国百年劫难的硝烟中。

　　“万里京运第一城”
　　清帝国的落日余晖匆匆扫过西南边陲的会泽古城，在百年硝烟的弥漫中，会泽繁华的“铜商文化”也随之走入无边的黑暗中。今日已无法重现那段“五尺古道通山外，十省会馆入云端”的历史，但漫步于明清遗风的街巷中，还是可以见到当年繁华的片段风貌。
　　跟很多艺术的发展道路一样，会泽斑铜艺术出现之前，已经有了一个繁荣的环境。会泽的繁荣始于“铸币”的需要，清政府因袭前代实行白银和铜钱并行流通的货币制度，即“银与钱相为表里，以钱辅银，亦以银权钱，二者不容畸重”。因此，为了铸币需要向日本进口大量的铜矿。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一方面为了减少从日本进口洋铜，另一方面也为了解决当时大量驻滇军队的粮饷，云贵总督蔡毓荣上《筹滇四疏》提出了“广鼓铸开矿藏”的建议。没想到这个原为筹措本省饷源而开的滇铜，终成为关系全国钱法的大政，铜矿的采掘，再也不能轻易封闭了。

　　乾隆时期，清政府已经把铜矿开采的重点转移到国内，东川会泽一带的铜矿得到了极大的开发，铜厂在最鼎盛时期达到33个。在产量上，乾嘉时期最高年产量达1000万斤以上，占当时全国铜产量的65%。会泽的冶铜业成了当时清政府的一项要政—铜政。与此同时，其他各省官员也纷纷到云南采铜以补用同采购的不足，一时间会泽成为商贾云集之地。此后160余年会泽作为京铜的集散地，从水陆两路运往泸州，后经长江运至扬州再经由大运河运抵京城，全程万余里，会泽也因其始发地的地位而获誉“万里京运第一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