淞沪抗战的停战协定是5月5日生效的，第九师团7月份才撤回日本。因为负了伤，辻政信得到了他第一枚勋章：功五级金鵄勋章。这个金鵄勋章是很值钱的，共分7级，一级金鵄勋章每年可以领到900元终身年金，就是7级也有65元，要知道那时候二等兵每月工资只有八元八角。但是后来随着战争的扩大，发不起了，从1940年开始的新规定是不给活人这种勋章了，因为发得起养不起。

　　有了这枚勋章，就也算“凯旋而归”了。但辻政信知道了他曾经面对过的是一个怎样的民族。查查辻政信的年谱可以发现一个奇怪的事实：从此以后他再没有敢主动挑起和中国军队的正面交锋，不是没有过这种机会，应该说他是被打怕了。
　　20年后的1952年8月16日，辻政信在出马竞选众议员的演说中是这样说的：“我和俄国人，支那人，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印度人，澳大利亚人，爪哇人，菲律宾人，缅甸人都打过，负过七次伤，身上有30多处伤疤，现在身上还有20几颗子丨弹丨。
　　如果大家武器一样，最强的是日本兵，其次是支那兵，再其次是诺门坎的俄国兵，接下来是印度的廓尔卡兵，第五才是美国兵，英国兵大概第七第八”。
　　欺软怕硬确实是辻政信性格的一个方面。1929年9月，陆军大学校毕业的前一年，27岁的辻政信中尉和大阪的一位官吏女儿青木千岁结了婚。婚后辻政信时常打骂老婆，千岁给打的没办法，就偷偷乘辻政信白天不在家到一家柔道道场去练习。一次辻政信伸手又要打千岁耳光的时候，千岁就势抓住辻政信的手返身弯腰结结实实地摔了辻政信一个大背跨。

　　辻政信爬起来，对老婆眨巴眨巴眼，惊奇地说：“你还会这个，什么时候学的？”
　　从那以后，辻政信再也没有对他老婆伸过一个指头。
　　日期：2007-7-24　12:51:07
　　豺狼的脚印——大本营参谋辻政信（7）
　　初 露 狰 狞（四）

　　回到金泽两个月后的1932年9月，辻政信奉调到参谋本部总务部第一课（动员编制课），课长是东条英机大佐。次年又晋升大尉，被调到作战部第三课（要塞课），看起来辻政信已经走上了那条“精英之道”，虽然现在还只是个大尉。但就在这时，1934年8月1日，来了一道奇怪的调令，调辻政信大尉去陆军士官学校当学员中队长（相当于连长）。

　　陆军士官学校的学员中队长就是个少尉干的活，这次起用辻政信的表面理由是因为昭和天皇的小弟弟三笠宫崇仁亲王那年进了陆军士官学校，要找个优秀的中队长来教育。但谁都知道这个理由根本站不住脚，皇室子弟都要进陆军士官学校，没见那次要一个军刀组的参谋来教导的，况且派去的人就几乎算是偏离了精英道路，将来在晋升上肯定会吃亏，野心勃勃的辻政信就肯接受？

　　肯接受。这其实是陆军士官学校干事（相当于教导主任）的东条英机大佐策划的一个想“肃清”士官学校的阴谋。
　　当时陆军内部势如水火的“皇道派”和“统制派”正争斗在兴头上。东条英机是统制派的，他想把皇道派的思想从士官学校里赶出去，起码要把那些无法无天的皇道派同崇仁亲王隔离开来。这就想起了他原来的得力部下辻政信。由于过去的学历和上次上海事变时负伤的战历，辻政信这时已经成为了士官生的崇拜偶像。能和辻政信说上一句话几乎成为了士官生们的无上光荣。所以利用辻政信，就可以控制士官生们的思想。

　　辻政信呢，也正好觉得参谋本部的日常官僚事务腻味透了。他在给原来部下的信中这样写道：“每天像俗吏似的忙于事务，军人应以战场为第一，成天整理文书的衙门是最差的环境”。因此1933年8月参谋本部招人去进行“苏联对新疆的渗透情况之调查”项目的时候，辻政信想都没有想就举手报名，在甘肃的兰州肃州等地活动了一个多月。

　　有句俗话是“有二两颜色就敢开染坊”，这句话在辻政信身上不合适。辻政信天生有一种赌徒的疯狂，更加倾向于“空手套白狼”似的无事生非。成为陆军大将当然是辻政信的梦想，但是对于辻政信来说更重要的是在迈向陆军大将之路上的激动，就是说过程本身比结果要重要这种日本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在辻政信身上特别以一种疯狂的形式被表现了出来。

　　东条大佐的嘱托就是极为符合辻政信性格的一种赌博，这一宝押对了不用说。辻政信只是一个炭农的儿子，能跟上东条英机这个陆军世家之后不愁没有好处。万一压错了宝呢？那就在等下一个机会，“人生何处无赌局”，再到了后来如同我们能看到的，辻政信就干脆自己开局坐庄设赌了。
　　花点时间来说明一下这个在谈到昭和军阀时经常出现的“皇道派”和“统制派”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先来看看当时日本的社会情况，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金融危机引发的不景气影响日益扩大，日本陷入了严重的通货紧缩。1931年的物价比1925年下落了35%，国民收入和股价指数也下降了30%，工业生产下落了25%。就一样东西在上升：失业人口。光1931年一年，日本全国工厂矿山就解雇工人七十六万。

　　当时的日本工业雇用人口基本上是农民的老二老三和女儿，没有了工作就只能回家务农。而此时的日本农村更是惨不忍睹。1930年日本农业大丰收加上通货紧缩，两大主要农作物中的大米价格暴跌到一半以下，蚕茧价格更是跌倒了三分之一以下。但这种情况下，来自朝鲜，台湾的比日本本土便宜两成左右的殖民地大米还在冲击日本市场。

　　《日本农业年报》有这种统计数字：“1931年山形县卖女儿的农户有四五千户。举最极端的最上郡西小国村作为例子，该村15岁到24岁的女性四百六十七名中，被卖掉的有一百一十名，占23%。另外还有一百五十名出外做女佣或女招待。”
　　文丨革丨后最早在中国公开上映的日本电影《望乡》反映的就是这个时代。
　　军队的士兵，下士官和下层军官基本上都是农民的老二和老三，对于农村的惨状有切肤之痛。对于国家主义的学说很有共鸣，认为是政治无能，应该“清君侧”，把重臣，财界要人全都杀了，由天皇来“亲政”，组织以军方为主体的政府。这就是“皇道派”的主张。
　　其实在组织国家主义政府的问题上，“皇道派”和“统制派”没有争议，仅仅是在如何组织上的争议。“统制派”不主张采取当时在军中像现在的电子游戏一样流行的政变方式， 而是主张军内统一起来向议会施加压力从而组织以军队为主导的国家总动员体制来度过经济危机。其实“皇道派”和“统制派”的思想根源都是军国主义，只要看到后来在东京国际法庭上皇道派的老大荒木贞夫陆军大将和统制派抗把子的东条英机并排坐着就知道了。但当时就是互相斗的死去活来。让人想起《格里佛游记》里面的“大头党”和“小头党”的争斗。

　　但是当时的统制派还没有取得对皇道派的优势地位。东条英机起用辻政信的企图被皇道派领袖的教育总监真崎甚三郎看破。于是在发布辻政信调令的同一天，东条大佐被调任久留米的步兵第24旅团旅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