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所说的所谓道义是指石原莞尔最热衷的那个“大亚细亚主义”，所谓“东亚联盟”那些个玩意。后来辻政信一辈子醉心于那个，连最后在印度支那离奇失踪也和那个“东亚联盟”有关系。那个话题留到以后再讲。现在的辻政信正在一门心思为建设好石原莞尔的兵站而发奋着呢。
　　1936年9月18日，“满洲事变”的五周年纪念日。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发表了一篇《满州帝国协和会的的根本精神》的文章，主要是说怎么使用石原莞尔创立的这个“协和会”来从精神上控制满洲，其实这篇文章是出自辻政信之手。这次是上官有指示让他用上官的名义写东西，但辻政信写上了瘾，后来一发不可收拾，随便写几个字就敢说这是谁谁谁的命令，这个“谁谁谁”一次居然是他的天皇陛下。

　　辻政信到了满洲，砍了三板斧，“癞蛤蟆打立正，露了一小手”。这第一件或就是受板垣参谋长的指派去制定所谓“建国大学”的建校方案。这个“建国大学”是想仿照日本的“帝国大学”为“满洲国”培养官僚的机构，学制六年，前三年学习，后三年研究。150名学生中，日本人一半，中国人三分之一，剩下的25人是蒙古人，朝鲜人和白俄人。经过辻政信的多方奔走，1937年9月占地20万平方米的这个“建国大学”终于在“新京”（长春）南郊的欢喜岭开了张。现在的空军航空大学的校址就是原来的“建国大学”。只不过那是“7.7卢沟桥事变”以后，辻政信已经不在满洲了，忙着在天津吵着要扩大事态呢。

　　这件事是和板垣征四郎一起干的，第二件事则是帮老上司的宪兵司令东条英机维持治安。当时张学良的东北军是表现不错，“一切行动听皇军指挥”，皇军一声号令，乖乖地搬到关外去自谋生路去了。但东北人民没那么听话，反抗此起彼伏。最让皇军们头疼的就是被称为“马贼”的抗日武装。东条英机的办法就是“进剿”，但东北到处是深山密林，根本剿不过来，反而“进剿”的半道上开小差去见天照大神的皇军倒不少。1934年3月9日，第十师团第63联队长饭塚朝吾大佐都在依兰县的土龙山被以谢文东为首的“马贼”给宰了。所以辻政信就给东条英机支了并大屯加招降的招。

　　日期：2007-8-5　6:45:05
　　豺狼的脚印——大本营参谋辻政信（9）
　　纵 火 草 原（二）
　　一天听到一个消息，说手下有五千多人的吕绍才愿意投降，但有个条件，就是不让在额头上刺字。额头上刺字是东条英机的发明，说是对马贼们杀死过“天皇的赤子”的惩罚，这次东条英机也不肯让步，说一定要刺。辻政信火了，冲东条就嚷了起来：“你会不会算账？这些人不投降，你还打算死多少‘天皇的赤子’？都像你这么办，这个参谋干不了，你另请高明吧”。说着就冲出了会议室，回寝室收拾行李去了。

　　因为辻政信知道东条是个小心眼，今天如此顶撞了东条少将，明天肯定会派自己去进剿。所以乘还活着时候写遗书吧，大佐都没能活着回来，自己一个小大尉那还不是白给？谁知道到了晚上东条派人来了，说想来想去还是辻政信说的有道理，就不刺字了，但是得辻政信亲自去把那些马贼领回来。辻政信知道这个难题已经是对老部下的特殊照顾了，咬着牙赤手空拳地去了通化，最后把吕绍才和他手下的五千人枪给带了回来。后来招降谢文东也是辻政信经手的，这几件事以后辻政信就不仅仅是东条英机的老部下了，而上升到了心腹。以后辻政信屡屡胡作非为而不受惩罚固然有日军“下克上”传统的影响和“政治上正确”的保证，但是首相兼陆相的东条英机一直在罩着他也是一个很大的因素。

　　这第三件事和辻政信的家传都有关系。辻政信的父亲辻龟吉在村里开了个道场，帮着村里人办红白喜事。辻政信从小看得眼熟，这回自己也要来办办丧事过把瘾——这回是帮安国军大元帅张作霖办丧事。
　　张作霖在1928年6月4日凌晨被当时的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密谋炸死，就是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张作霖死后，小六子张学良继承了东北。可是小六子忙得老不在家，那辆被炸得乱七八糟的曾经是慈禧太后坐车的“花车”残骸也就那么扔在奉天火车站的一个犄角旮旯里，老爷子的尸首也孤零零地扔在海林寺没工夫管，后来接到关东军命令搬了家，就更顾不上老爷子了。

　　辻政信看出了这里面能做文章。于是在1937年找人把那花车残骸给收拾了，又在6月3日把搁在海林寺里没人管的张作霖下了葬，花了十万大洋。那时候的十万大洋不是个小数目，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在策划“上海事变”的时候从板垣征四郎那儿领到的活动经费也只不过就两万大洋。
　　后来做过“满洲国”经济大臣的韩云阶就半分吹捧，半分佩服地对辻政信说：“辻参谋真行，用十万大洋就做到了关东军花了上亿大洋的宣传费都没有做到的事，一扫了9.18以后的沉闷空气”。
　　这几件事在关东军里树立了辻政信是一个“年轻有能的参谋”的形象出来。对于辻政信来说则是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他知道了权力的力量，也知道了如何使用权力，最重要的是，他知道了如何得到权力。并不是依靠自己的职位所掌握的权力，而是更简单地利用人们对权力的恐惧，使用上官的名字或者权力机关的名字来得到权力。
　　仔细看辻政信的年谱就会发现一次很奇怪的调动，从1937年8月到11月这三个月里面辻政信在北支那方面军做过三个月参谋。辻政信自己在战后说连他自己也不弄不清楚调动的原因，但是后来官至关东军副参谋长的池田纯久在回忆录中说明了事情真相。
　　1937年7月“卢沟桥事件”发生。参谋本部就如何处理卢沟桥事变发生了严重的对立，分为了以作战部长石原莞尔少将为首的不扩大派和作战课长武藤章大佐为首的扩大派。无事也要生非的辻政信这时早把当初口口声声称石原莞尔为“先觉的导师”的事给忘到了九霄云外。那一阵老在天津能看到辻政信的身影，他到天津来干吗？

　　那支“北支那方面军”是在7.7事变以后从“北支那驻屯军”，原来叫“清国驻屯军”，是日本在义和团动乱以后根据“辛丑条约”在华北驻扎的军队，因其司令部在天津，所以一般称“天津军”改编来的。事情虽然出在天津军，可是当时天津军本身对扩大事态倒不怎么积极。因为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将在事变后的7月15日病死去，参谋长桥本群少将也是主张慎重行事。但一帮八杆子打不着的们却无比关心，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参谋长东条英机，朝鲜总督南次郎，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等纷纷上书要求“中央决断”。关东军还派辻政信和田中隆吉去天津帮忙打气，生怕仗打不起来。

　　当时天津军的作战主任参谋是池田纯久中佐，他也是反对扩大事态的。可是大约是在7月20日左右，辻政信突然对他说，第二天关东军要从山海关机场出动轰炸机，对卢沟桥附近进行轰炸：“我坐着轰炸机亲自去。”
　　池田吓了一跳：“真要干？为什么？现在作战方针都还没定，你瞎添什么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