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孤楚，字壳士，弱冠应进士，贞元七年（791年）及第。李说、郑儋、严绶相继镇太原，令狐楚一直在太原幕府工作，由掌书记至节度判官，深受历任节度使赏识和器重。令狐楚五岁“能为辞章”，成年后“才思俊丽”，文章写得十分漂亮。他于“笺奏制令尤善，每一篇成，人皆传讽”。唐德宗李适也爱好文章，每次阅读从太原报来的公文，都能“辨楚之所为，颇称之”，可见令狐楚的公文写得很有水平和特色。贞元十八年（802年），令孤楚被征召入朝，历任右拾遗、太常博士、礼部员外郎、职方员外郎、知制诰等职。唐宪宗元和九年（814年）以后被任命为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后因党争原因被罢为华州刺史。元和十四年（819年）回朝任职，被提升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旧唐书•令孤楚传》）。

　　杨炎，字公南，凤翔人。擅长文学，文章辞藻华美，在汧州、陇州一带很有名气。释褐辟河西节度掌书记。唐代宗大历年间，杨炎入朝工作，历任司勋员外郎、礼部郎中、知制诰。后又升任中书舍人。他与常衮共同负责朝廷文书工作，两人的文笔都很优美，“言诏制之美者，时称常、杨焉”。唐德宗即位后，杨炎被任命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旧唐书•杨炎传》）。

　　以上四人，崔元翰、高郢与刘禹锡一样，都是考取进士又有了其他科名之后，才进入地方军政幕府担任秘书的；令孤楚则是考取进士后直接应聘幕职；杨炎的情况有些特殊，新、旧《唐书》都没有写他是什么出身，只称他一参加工作就被河西节度使吕崇贲聘为掌书记。从这些情况来看，当时应聘幕职的条件不是很严格，相对来说比较宽松，关键就看本人有没有名望和本事，人家愿不愿意聘请你，这就为许多有才能的读书人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时，这些人到地方军政幕府工作一段时间后，各方面都得到锻炼和提高，也建立了一定的人脉关系，这就为以后进入朝廷工作，担负更重要职务奠定了坚实基础。中晚唐以后，许多高级秘书人物都来自幕府，或说幕府为朝廷输送了大批高水平秘书人才，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韩愈却转不过弯来，循于资历，讲究出身，宁愿扭曲身段向达官贵人“摇尾乞怜”，哀叹自己“九品之位其可望（连当个九品小官也成了奢望）”，却不愿意离开京城，主动投身幕府，到基层锻炼和提高自己，确实让人感到不解和遗憾。

　　日期：2010-10-02　20:22:32
　　堪笑翰林陶学士
　　历仕后晋、后周和北宋三朝的陶穀，北宋建立后继续担任翰林承旨学士。他不但文章冠绝一时，而且很有才干和能力。他自我感觉良好且十分自信，总觉得自己应该而且一定会进一步受到重用。然而宋太祖赵匡胤一向鄙薄他的为人，迟迟没有任命他为宰辅大臣。陶穀沉不住气了。有一天，他让一位要好的同事当说客，利用其他事情讽喻宋太祖，说陶穀身在翰林禁地，“宣力实多”，言下之意要宋太祖提拔重用陶穀。宋太祖当然明白。于是笑道：“我闻学士草制，皆检前人旧本稍改易之，此谚所谓依样画葫芦耳，何宣力之有!”（《续资治通鉴》卷六）一句话就把对方的嘴巴给封住了。陶穀升官无望，于是心怀怨气，在翰林学士院墙壁上题诗一首：“官职须由生处有，才能不管用时无。堪笑翰林陶学士，年年依样画葫芦。”（《东轩笔录》卷一）。此诗前两句的意思是：一个人能不能升官，都是命中注定，哪管你有没有真才实学呢！后两句则是把宋太祖所引用的俗语直接写进诗里以自嘲。宋太祖知道后，更是铁了心不用他。开宝三年（970年）十二月，陶穀在失望和怨恨中去世。

　　以陶穀的能力和工作业绩，又身居翰林承旨学士即翰林学士院长官这一有利地位，被提升为宰相是完全可能的；他的资格也比较老，任命他做宰相也无可非议。然而他为人鄙俗，缺少人格骨气也是事实。宋太祖鄙薄他的为人，不想重用他，当然也没有什么不对，完全可以理解。
　　宋太祖瞧不起陶穀，与陶穀请人说项，有“跑官要官”之嫌疑虽然有关，但绝对不是全部原因。早在北宋建立之初，宋太祖就把陶穀看死了。关于这一点，《续资治通鉴长编》和《邵氏闻见录》分别作了记载，其中《邵氏闻见录》卷一的原文是：“太祖将受禅，未有禅文，翰林学士承旨陶穀在旁，出诸怀中进曰：‘已成矣。’太祖由是薄其为人。”也就是说，赵匡胤自编自导了“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这出闹剧后，随即来到崇元殿举行禅代礼，也就是举行一个皇冠加冕的仪式，正式把皇位夺过来。这天下午四五点钟，文武百官都已排列整齐，禅代礼马上就要开始，就在这时，有人突然发现事先竟然忘了准备后周皇帝的禅位制书！没有旧朝皇帝的禅位制书，这个禅代礼还怎么举行！正当大家慌乱着急之时，翰林承旨学士陶穀却不慌不忙地从衣袖里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禅位制书进献给赵匡胤，说：“制书已有了。”于是当场宣布周恭帝禅位于赵匡胤。赵匡胤随即被人扶上宝座，接受众人的恭贺，正式即皇帝位，改国号为宋，年号建隆。假如不是陶穀暗中早作了准备，写好了这份禅位制书，真不知此事该如何收场。

　　照理说，陶穀是救了急，帮了赵匡胤一个大忙，使他摆脱了一个可以称得上是历史性的尴尬，可赵匡胤事后非但不感谢他，反而鄙薄他的为人，这是为什么？原来，中国古代历来提倡“忠孝治天下”，而作为后周翰林承旨学士的陶穀，在没有得到授权的情况下，却擅自起草了这份禅位制书，对后周皇帝来说，无疑是一种无耻的背叛和出卖，是大为不忠的行为。其次，陶穀精心预谋，献禅文于大典情急之时，也可谓居心叵测。对陶穀这种明显的卖身投靠和投机取巧行为，赵匡胤表面上虽然不说什么，内心里其实是非常瞧不起的，由此鄙薄他的为人，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再说，作为一种极为特殊的公务文书，古代的禅位制书犹如一个国家即将亡国的投降诏书，是没有人愿意写的，人们普遍把写作这种文书视为不光彩不体面不吉利的行为。如宋恭帝德祐年间南宋灭亡时，秘书们都不肯撰写投降书，最后只好另外抓一个人代写（《癸辛杂识•别集下•德祐表诏》）。另据《续资治通鉴》卷四记载，宋太祖乾德三年（965年）后蜀灭亡时，投降诏书是李昊起草的，当天夜里，后蜀便有人在李昊家的门上写了“世修降表李家”六个大字，以示嘲讽。在得到公开授权的情况下，秘书们尚且不愿意写这种文书或因写了这种文书而遭到别人的嘲讽，陶穀为了投靠新主子，却在背后偷偷摸摸准备禅位制书，确实做得太露骨、太离谱，不但宋太祖鄙视他，而且为世人所厌恶。

　　中国古代官场上的不倒翁冯道为什么历来被人瞧不起？也是因为他寡廉鲜耻，十分善于卖身投靠。冯道曾写过一首无题诗《偶作》：“莫为危时便怆神，前程往往有期因。终闻海岳归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全诗虽然主要是反映他既要洁身自好又打算委曲求全的人生哲学，但也是他见风使舵、沉浮取容、卖身投靠、寡廉鲜耻的绝妙自画像。这首诗可以说写得十分自信：江山虽然总要易主，而他吉人自有天相；若会见风使舵，“舟车何处不通津”呢？因而在那军阀厮杀的虎狼丛中也能安然无虞。冯道这个人的心口文笔还颇为一致，诗这么写，事也这么做。后唐应顺元年（934年）三月，潞王李从珂举兵攻打唐愍帝，唐愍帝李从厚逃到卫州（今河南汲县）。作为唐愍帝的宰相，冯道却对中书舍人卢导说：“所急者劝进文书，宜速具草！”要卢导赶快起草劝李从珂登基做皇帝的“劝进书”。卢导反对这样做，说：“天子尚在卫州未死，臣子怎能轻易易主？”可冯道答：“事当务实。”他认为唐愍帝必死无疑，李从珂肯定会做皇帝，所以不如早早地选择新的主子。果然“前程往往有期因”：李从珂登基做了皇帝后，虽然鄙视冯道的为人，但为了稳定时局，保证政权平稳过渡，况且冯道的逢迎劝进之功也不能不赏，于是仍然让他做了宰相（《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九）。

　　宋太祖鄙薄陶穀的为人，显然也是觉得他缺少做人的人格骨气。
　　陶穀的人品既然如此低下，他的行为表现自然还有其他的污点，所做不光彩之事也不止这一件。关于这一点，《宋史•陶穀传》和《续资治通鉴》也是有记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