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者总是说左宗棠没有容人之量，然而，左宗棠与王錱之间的和谐亲密，恰恰和曾国藩形成了鲜明对照，时人有这样的记载：“曾文正与王壮武素有芥蒂。壮武之死也，其父自撰联挽之曰：‘不死于贼，必死于小人，今而后吾知之矣；虽竟其才，未竟其大志，已焉哉天实为之。’所谓小人者，盖有所指也。”这幅挽联如此直白地将大佬曾国藩称为小人，反映了二人之间芥蒂之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夹在他们之间的左宗棠又能够跟曾国藩有多么深的友情呢？

　　曾国藩的湘军，从无到有，由弱到强，这一过程中，处处都可以看到左宗棠的影子：湘军成立伊始,左宗棠就是重要参与者; 在曾营的军事会议上，他出谋划策，力主增援湘潭，获得大捷，如果曾国藩不去改变计划，那场著名的靖港之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湘军东征，他在湖南筹粮筹饷，不遗余力，实在周转不开时，甚至通过胡林翼的私人关系向湖北借钱，以解决曾国藩的燃眉之急；当湘军水师大败，急需战船时，他不顾自己“文员”的身份，跑到工地上当起了监工，仿佛一个给自己装修新房的业主，事必躬亲，确保足工足料，以使曾国藩将来作战时不因质量问题受到困扰；当曾国藩在江西困居危城时，他立刻筹拨多路人马增援，使曾国藩实力大增，摆脱困境；当曾国藩擅自离营之后，为了不使战场形势出现逆转，他派出了湖南的看家部队老湘营，并最终将这支部队归曾国藩节制，纳入湘军编制；在曾国藩兵败自杀，或者借口守制，躲在家中长期不出时，他更敢于对曾国藩当面指责，言辞尖刻，丝毫不顾自己卑微的身份，以下犯上，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左宗棠所作的这一切，事实上给了曾国藩极大的支持，后者心中完全是清清楚楚的，但是，他却跟左宗棠始终保持着长长的距离，并没有因此成为真正的朋友。[待续]
　　日期：2010-10-04　17:24:33
　　[续前]
　　三、 樊燮诬告
　　一位知名学者这样评述晚清的曾左李三人：“曾国藩做人，左宗棠做事，李鸿章做官”。以“做事”二字概括左宗棠，贴切吗？
　　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左宗棠的人生，可以说，他的成就恰恰得益于没有少年时期一帆风顺科举成名，而且早早就退出了科场。

　　如果左宗棠在年轻时就进入官场，当然只能从基层做起，举头望去，满眼都是比自己官大的老爷，按照规矩，必须处处点头哈腰、巴结逢迎，过节送礼，过年行贿，还少不了按照黑心上级的命令去坑蒙拐骗搜刮地皮。对一个极富个性的人来讲，这些当然是很难接受的，于是，他的官场生涯大概免不了这样三种结局：第一种，实在无法忍耐，主动辞职，仍然回老家去当湘上农人；第二种，硬着头皮干，一来二去，得罪了一大群人，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安了个什么罪名，革职回家，还不如第一种；第三种，既来之，则安之，久入鲍鱼之肆，慢慢地就不觉得有什么不习惯了，官场里的那一套逐渐改变了他原来的个性，于是，那个大清公务员团队中，又增加了一个人们司空见惯、毫无特色的成员，这样，也就不会有后来那个左宗棠了。然而，他所走的是一条极其罕见的路，有许多偶然因素，才使后来的晚清史上，出现了左宗棠这个人物。可以说,左宗棠步入官场的过程,完全是一个任何人都无法预知的突发事件，充满了传奇色彩，本帖不是小说，仍然只能根据各种史料的内容，去追寻历史的真相，对以往的种种论述、评论，进行分析和思考。

　　早在咸丰三年四月，刚刚第二次担任湖南巡抚的骆秉章就向清廷保荐左宗棠以同知直隶州选用，对于那些在科举道路上艰难跋涉的读书人来说，这已经比考中进士之后只能担任知县的情况职务高了许多，应该是梦寐以求的事，但左宗棠却推辞了。对于当官，他的确是有种种顾虑的。
　　左宗棠进入湘幕，声名远播，胡林翼在给左宗棠的书信中说：“丈在小淹，自嗟迟暮，世无知者，则曰除非帝赉良弼乃可耳。今已名在九重，而转有忧色。能忧，是吾丈见道处。”
　　胡林翼跟左宗棠同岁，又是世交好友，情同手足，一直兄弟相称。但胡林翼是陶桄的姐夫，左宗棠是陶桄的岳父，从这个关系上论，胡林翼称左宗棠为“丈”，算是客气。这里是说，左宗棠从前在安化小淹陶家教书时，经常嗟叹身居深山，无人知晓，随着时光流逝，一天天老去。这里引用了尚书中殷高宗武丁得贤相傅说辅佐的典故，除非有“梦帝赉予良弼”那样的奇迹，才能让自己的满腹经纶得到施展的机会。而现在已经连皇帝都知道你的名气了，却反而发起愁来了，能发愁，也是你很有眼光的表现。胡林翼的这种说法，证明左宗棠的心情的确是很矛盾的：一方面对于自己胸中的学问长期不得施展，白白浪费而深感遗憾，另一方面却又对一旦步入官场，充满了畏惧和顾虑。

　　为什么后来左宗棠的名气连皇帝都知道了，他却反而发起愁来了呢？原来，咸丰五年年底，一个名叫宗稷辰的御史，按照朝廷的要求举荐人才，上报了好几个人，左宗棠列于首位，这位御史称他“不求荣利，迹甚微而功甚伟。若使独当一面，必不下于胡林翼诸人”。宗稷辰是浙江会稽人，与左宗棠“无一面之缘，一字之交”，他举荐左宗棠，完全是因为听到湖南、湖北官员的反映，可见左宗棠在当时已经有了很大的名气。清廷一听此人竟有不下于胡林翼诸人的本领，便下旨命湖南巡抚“出具切实考语，送部引见。”看这个架势，当时在骆幕中的左宗棠，已经不能继续在那里待下去，只能按照清廷的要求，开具鉴定，然后送北京吏部，见过皇帝之后，便要重新安排工作了。该怎样应付这样的局面，绕过这个难题呢？这大概就是左宗棠发愁的原因。

　　在骆秉章的奏稿中，查不到对于这份上谕的答复。直到咸丰七年五月，咸丰才又发了这样一道关于左宗棠的上谕：“经骆秉章奏，该员有志观光，俟湖南军务告竣，遇会试之年，再行给咨送部引见。”
　　通过跟骆秉章相处，两人如鱼得水，关系十分融洽，左宗棠已经在骆秉章那种十分罕见的信任和支持下，得到了一个施展平生所学的平台。 由于不是实缺命官，无须上下打点、应付方方面面，只要对骆秉章一人负责即可，而骆秉章也是一个讲求实际的人，不仅为官清廉，而且对左宗棠的才干欣赏备至，根本无须官场中的那一套，在这种情况下，少了许许多多的额外负担，左宗棠把自己的师爷角色演绎得风生水起、得心应手。如果舍弃这个平台，易地当官，由于深知自己“狷狭之性，不合时宜”，远不如当一个幕僚，无牵无挂轻松得多。二者做个比较，他当然不愿离开骆幕。[待续]

　　日期：2010-10-05　18:13:19
　　[续前]
　　但是，皇帝的御旨是不能置之不理的，该怎么办呢？当时的骆、左两人采取了拖延的对策，声称左宗棠打算参加会试，既然参加北京的会试，朝廷就完全有充分的主动权对这一人才进行考核、决定取舍，当然也就不会提出异议，硬要左宗棠立刻启程，前往北京报到了。但是，湖南方面的话又说得很活：一是要等到本省军务告竣，二是要等到会试之年，由于当年刚刚结束了一次会试，那么，至少还有三年可以拖延，这样就把赴京问题敷衍了过去。

　　胡林翼后来在向咸丰推荐左宗棠时说：“该员秉性忠良，才堪济变，敦尚气节，而近于矫激。面折人之过，不少宽假，人多以此尤之。故亦不愿居官任职。”若干年后，左宗棠自己也在给儿子的家书中说：“吾以狷狭之性，不合时宜，自分长为农夫以没世。遭际离乱，始应当事之聘，出深山而入围城。初意亦只保卫桑梓，未敢侈谈大局也。”

　　这些史料都可以反映出尽管左宗棠希望能有机会一展所学，希望得到做事的机会，但对于做官，则由于自己的个性不适合周旋于官场，是深怀顾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