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郭嵩焘所说，广东跟浙江大不相同，浙江那一套在广东根本就行不通。果然，蒋益沣到广东之后，当地的官场势力盘根错节，他几乎寸步难行，总督瑞麟更是由于左宗棠在前面的奏折中明显袒护郭嵩焘，对自己全力攻击而怀恨在心，此时正好拿蒋益沣出气，于是，很快就罗织罪名将他参奏革职。左宗棠原以为他的建议可以使广东的情况得到改善，实际上不仅广东未见丝毫起色，还断送了蒋益沣的“政治前途”，尽管他并没有对蒋益沣进行任何攻击也罢。显然，左宗棠对于广东官场的情况并不十分了解，对郭嵩焘的种种难处也缺乏设身处地的考虑，其实，郭嵩焘固然不是一个官场中的长袖善舞之人，左宗棠又何尝不是呢？

　　虽然如此，高阳将左宗棠举荐蒋益沣说成为了谋得广东的军饷依然是莫须有的欲加之罪，因为拟写这封奏折的时间是同治四年十二月十二日（1866年1月28日)，这一天，汪海洋在嘉应州阵亡，整个战事行将结束，他的军队也面临遣散，根本不存在什么军饷问题了，企图获得广东军饷的说法，当然纯属无稽之谈。
　　郭嵩焘在这件事情之后便跟左宗棠断绝了往来，若干年后调任福建臬司，郁郁不顺，本来还可以到船政任职，但是他宁可回家也不愿考虑这种安排，仅仅因为船政是左宗棠创办的，而此时左宗棠早已离开福建，去西北多年了。[待续]
　　日期：2010-11-02　19:22:41
　　[续前]
　　郭嵩焘晚年从驻英公使离任回乡家居，左宗棠在赴金陵两江任所之前回到湘阴，并专门去郭府盘桓一天，希望修复两人之间的感情，他们又恢复了书信往来。那次见面之后，郭嵩焘曾去信跟左宗棠讨论起当时的形势并请左宗棠代奏自己关于国事的意见，左宗棠对郭嵩焘的看法表示了强烈的不认同，在回信中依然直截了当地说：“尊论谓南宋识议无足取，弟以今日人才衡之，似南宋尚胜一筹，以彼国势日蹙，遑言长驾远驭之规，兹则金瓯无缺，策士勇将又足供一时之需，乃甘心蠖屈，一任凌夷，如此之极，洵有令人难解者”，一点都没有客气。这段话是在讨论当时中法战争前夕的对策，他不同意郭嵩焘在外国人面前以南宋自居,“甘心蠖屈，一任凌夷”的态度，在这样的问题上，并不因为两人在长期隔绝之后刚刚恢复往来，彼此之间的关系还很脆弱而有丝毫退让，从这些话里，一点都看不出左宗棠像高阳所说的那样有什么心虚理短，以致“近乡情更怯”的自我感觉，在国家事务方面，只要认为郭嵩焘的意见不对，立刻就会据理力争，直截了当地把自己的看法摆出来，丝毫不会顾及任何情面。

　　但是，他在这封信的结尾则说，“姑略报一二以慰公，余俟司马桥酒酣耳热时一一陈之可耳。”司马桥是左宗棠在长沙的住宅，在私谊上，是另外一回事，留待日后重叙友情。他后来还致书郭嵩焘，谆谆相邀，希望后者能来金陵节署一叙，并且十分诚恳地表示将按照郭嵩焘的建议积极参与家乡的慈善助学事业，嘱咐儿子增加捐助的数额。

　　显然，左宗棠是将国事和私谊完全分开的，当年的广东军务属国事，而郭嵩焘在樊燮案中的搭救属私谊，在左宗棠看来，二者不能混为一谈，当然不可能因为郭嵩焘在樊燮案中出手相救的原因，就对广东的那些严重问题闭口不言。
　　既然高阳反反复复地扯出樊燮一案来，那么，还是应该看看，在此案中，郭嵩焘究竟是否如高阳所介绍的那样，是决定左宗棠生死的第一号关键人物呢？
　　事实并非如此。这个关键人物另有其人，应该是肃顺而不是郭嵩焘。肃顺作为当时实际掌控清廷全局运作的操盘手，对湖南的地位以及骆秉章、左宗棠的情况，比咸丰清楚得多，樊燮事件一发生，他就洞若观火、成竹在胸了，咸丰命令将左宗棠就地正法，他是不以为然的。肃顺的这种态度，可以说从一开始就决定了整个事件的走向：左宗棠最终必然是有惊无险，因祸得福的结果。但是，咸丰是在盛怒之下下达处死左宗棠的命令的，毕竟君臣有别，他不便当场直接提出异议，否定咸丰的决定，他需要一个台阶，一个合适的说话机会。于是，就违反大清保密工作条例，将密旨的内容透露给了看似无关、实则有关的门客高心夔。

　　这样，接下来才有了高心夔通风报信，郭嵩焘引线穿针，胡林翼慷慨解囊，潘祖荫娓娓三陈的诸多环节。这些人物紧锣密鼓的活动，实际上都不过是在执行肃顺早就设计好了的一个辅助程序：为他搭建那个平台，使他获得一个看上去十分自然产生的说话机会。因此，左宗棠获救的关键人物，只能是肃顺，而不是郭嵩焘。然而，一年之后，咸丰死，肃顺诛，后者成了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他的许多事情便被理所当然地封存起来，不再提及了。即便如此，这样的基本事实依然是无法否认的，这样一个情节不容忽视：左宗棠以四品京堂襄办军务的命令，跟赏曾国藩兵部尚书衔，署两江总督的任命，是同时发布的，如此重大的决定，只能是肃顺的手笔，而绝不可能是人微言轻的郭嵩焘所能左右得了的。

　　因此，在这一事件中，郭嵩焘只是那个辅助程序中的环节之一，并不是其中的关键，他的作用之所以被背离事实地夸大了，只是由于一些政敌需要给左宗棠戴上一顶“负义”的帽子，以增加他们的攻击力度而已。高阳将这种并不符合事实的夸大拿来反反复复地强调，也不过是为了使读者形成对于左宗棠的负面印象而已。[待续]
　　日期：2010-11-03　18:42:41
　　[续前]
　　尽管是“辅助程序”，但左宗棠却也并非不知好歹，毫不领情，我们可以通过左宗棠对潘祖荫的态度了解一下他在这件事情上的基本立场。
　　众所周知，此案最终是由潘祖荫在咸丰面前说话之后出现转机的，为此，左宗棠后来不仅每年都要给潘祖荫去信问候，并且送上一千两“炭敬”表示感谢。
　　在裴福京的《河海昆仑录》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文勤嗜金石鼎彝，文襄帅陇，以三千金购毛公鼎辇赠之，报前施也。”

　　这段话是说潘祖荫非常喜欢古董文物的收藏考证，左宗棠在甘肃打仗时，以三千两银子购买了毛公鼎用车送到北京相赠，报答他从前的好处。这里稍稍有点出入，左宗棠送给潘祖荫的礼物是大盂鼎，不是毛公鼎。
　　据说陕西岐山县的宋金鉴在道光三十年以3000两银子买到这件古董，到了同治年间，陕西地区经过长期战乱，渭河平原遍地焦土，这类收藏品价格当然一落千丈，左宗棠的幕僚袁保恒以700两银子从宋氏后人手中购得此鼎，左宗棠又从袁保恒手中转购并送给潘祖荫。由于此物分量很重，不便长途搬运，就先将铭文拓片送到北京请潘祖荫鉴定。

　　潘祖荫虽说是金石鉴赏的行家，在北京名气极大，但有时也会看走眼。当时流传这样一个故事：曾经有人从市场的烘炉上买了一只马蹄烧饼，用纸拓下拿去请潘祖荫鉴定，潘祖荫端详良久，认为大概是某件古董。来人听了哈哈大笑，拿出烧饼相示，潘祖荫十分窘愧，这类笑话，恐怕其他鉴赏家也难避免。当时，那只盂鼎的拓片送到北京之后，潘祖荫复信认为是件赝品。

　　左宗棠远在千里之外的甘肃，从未亲眼目睹这只盂鼎的实物，也未参与买卖过程，听到潘祖荫的鉴定结果，便叮嘱袁保恒货款照付，但将这件器物送给陕西三原县学宫，不再送往北京。
　　但后来潘祖荫又来信说之前的鉴定可能搞错了，依然想要这件东西。于是左宗棠就用车将盂鼎装上送去，若干岁月之后，这只盂鼎便由潘家后人珍藏，并于上世纪50年代初送给了上海博物馆，成为上博的镇馆之宝，之后又送往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
　　这个辗转周折的故事，恐怕可以反映左宗棠对樊燮案中出手相救的人，当然是心存感激的，绝非知恩不报。
　　但这样的报答却仅对潘祖荫，而郭嵩焘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左宗棠后来在对儿子谈到原因时说：“官相因樊燮事欲行构陷之计，其时诸公无敢一言诵其冤者。潘公祖荫直以官文有意吹求之意入告，蒙谕垂询，诸公乃敢言左某果可用矣。潘盖闻之郭筠仙也。郭筠仙与我交稍深，其与潘君所言，我亦不知作何语，却从不于我处道及只字，亦知吾不以私情感之，此谊非近人所有。”

　　潘祖荫是从不相识、没有来往的人，出手相救了，自然要感谢；而郭嵩焘则不仅是同乡，而且自幼相好，又是儿女姻亲，彼此相识相知，期许颇高，如果也因为樊燮案子的缘故而买一只鼎送去，并且每年送上炭敬，岂不就成了笑话，等于是在骂郭嵩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