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争论牵涉的范围非常广泛，各种议论也非常多，一派认为重在塞防，持这种意见的有湖南巡抚王文韶、山东巡抚丁宝桢、江苏巡抚吴元炳、漕运总督文彬等人。另一派则认为重在海防，持这种意见的以直隶总督李鸿章为首，其他人有浙江巡抚杨昌浚、两江总督李宗羲、湖广总督李翰章、福建巡抚王凯泰、江西巡抚刘坤一、督办台湾钦差大臣沈葆桢等。左宗棠当然是力主收复新疆的，但他的意见是应该海防和塞防并重，不可偏废任何一方。为了使问题尽量简化，我们只引用这场争论双方的两个代表人物李鸿章和左宗棠的相关言论，以大致了解这场争论的内容，以及双方意见的正确与谬误。

　　李鸿章认为：“新疆各城，自乾隆年间始归版图。无事时岁需兵费尚二百万，徒收数千里之广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巵，已为不值。且其地北接俄罗斯，西界土耳其、天方、波斯各回国，南近英属印度，今昔异势，即勉图恢复，将来断不能守。阅外国新闻纸，喀什噶尔回酋新受土耳其之封，并与俄、英两国立约通商。是已与各大邦勾结一气，不独伊犁久距已也。揆度情形，俄先蚕食，英必分其利，皆不愿中国得志于西方。而目前中国力量实不能兼顾西域，师老财匮，尤虑别生他变。曾国藩前有暂弃关外专清关内之议，殆老成谋国之见。今虽命将出师，兵力饷力万不能逮，可否密谕西路各统领，但严守现有各边界，不必急图进取。一面招抚伊犁、乌鲁木齐、喀什噶尔等回酋，准其自为部落，如滇、粤、蜀之苗徭土司，越南、朝鲜之略奉正朔足矣。俄英既各怀兼并中国，亦不致屡烦兵力，自为经久之道。况新疆不复，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轻重必有能辨之者。此议果定，则已经出塞及尚未出塞各军，可撤则撤，可停则停，其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

　　由于李鸿章的这个折子名为《筹议海防折》，因此，有些人便把放弃新疆等同于加强海防，或者只有放弃新疆才能加强海防，将塞防和海防置于完全对立的状态。
　　但是，仔细读读上面这段内容，不难看出李鸿章反对出兵新疆的理由有3点：
　　1、新疆是个“漏巵”，“无事时岁需兵费尚二百万”，留着是个负担，早就应该抛弃了。
　　2、阿古柏早已跟西方各大邦勾结一气，英、俄都不愿意看到中国收复新疆，强行出兵，极不明智。
　　3、中国目前师老财匮，根本没有打赢的把握。因此，这才应该在西部裁兵撤饷，将节省的军费用作海防。
　　当时的日本侵台事件已经结束，“蕞尔小国”日本此时还根本没有力量对中国发动一场侵略，——实际上，此时距离甲午战争还有整整二十年之久——李鸿章在这种情况下强调放弃新疆来加强海防的理由一点都不充分。不难看出，他此时反对出兵新疆，主要是前两点，一是中国没有可能在英俄“皆不愿中国得志于西方”的情况下赢得新疆之役。二是新疆是个漏巵，花费巨大代价收回不值得。由于这样的原因，才不应该把钱财浪费在新疆，而应该把这笔钱用在海防上。因此，如果仅仅因为李鸿章在这里提到了海防，便把放弃新疆同加强海防完全等同起来，显然并不符合当时的客观情况。

　　左宗棠对于放弃新疆的看法，跟李鸿章大相径庭，他说：“……俄与中国，则陆地相连，仅天山北干为之间隔。哈萨克、安集延、布鲁特大小部落，从前与准、回杂处者，自俄踞伊犁，渐趋而附之，俄已视为己有。若此后蚕食不已，新疆全境将有日蹙百里之势，而秦、陇、燕、晋边防且将因之益急。彼时徐筹边，正恐劳费不可殚言，大局已难覆按矣。”

　　他还说：“若此时即拟停兵撤饷，自撤樊篱，则我退寸则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亦未能晏然。是停兵撤饷，与海防未必有益，与边塞则大有所妨。利害攸分，极宜熟思审处者也。论者又谓海疆之患，不能无因而至，视西陲之成败以为动静。俄人攘我伊犁，势将久假不归。大军出关，艰于转运，深入为难。我师日迟，俄人日进。宜以全力注重西征，俄人不能逞志于西北，各国必不敢构衅于东南。”如果俄国得到新疆，便可以“日蹙百里，直达辽海”，那时，紫禁城将和长城脚下的俄国兵营之间，“击柝之声相闻”，这样的结果，将是中国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的。

　　跟李鸿章完全不同的是，左宗棠对于新疆的认识，在于它的战略价值，在于面对俄国永无厌足的扩张贪欲，一旦失去这道藩篱，将会带来的极其严重的后果。[待续]
　　日期：2010-11-27　13:31:35
　　[续前]
　　慈禧作为清廷的最高统治者，当然不愿意在自己手中失去新疆的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疆土，在此期间，清廷几次颁发上谕，都要求西部做好收复新疆的准备。但是，另一方面，慈禧对李鸿章的信任和依赖，要远远超过左宗棠，如今，李鸿章带头发动了一场声势如此浩大的论战，已经将满朝的王公大臣、六部九卿和地方督抚都牵扯了进来，有大批官员在李鸿章后面随声附和，就连光绪皇帝的生父醇亲王也坚称“李鸿章之请暂罢西征为最上之策”,一向对李鸿章言听计从的慈禧，此时举棋不定。尽管清廷曾经发布过一些主张出兵的谕旨，但态度并不坚决，仍然在难决取舍之中。

　　如果事情仅仅只关系到一个新疆，也许早就按照李鸿章的意见办了，大清到了这种时候，还不是得过且过，放弃新疆，能够图个清静，没什么不好，再说，不是还能加强海防，有得有失吗？但问题并不这么简单，如果出现左宗棠所说的那种结果，放弃新疆之后，长城以北的疆土便全都丢了，就算躲在紫禁城里，人家俄国人在长城外边抬脚就进来了，那样的日子怎么过？如此严重的后果，是任何一个统治者都不能不认真考虑的。

　　尽管在这场争论由于同治皇帝“驾崩”受到一定影响，但主要还是由于争论的问题关系实在太大，所以一直久拖不决，前后持续了半年。
　　最后，军机大臣文祥的表态才使慈禧终于下了决心，而文祥的意见之所以打动了慈禧，仍然因为他也认为如果放弃新疆，失去的绝不仅仅只是一个新疆，还会导致无穷后患。
　　文祥后来是这样对人谈到这件事的：“方今建议诸臣，多因海防吃重，请暂停西陲用兵，画关而守，廷议疑之；余因于会议时，排众议之不决者，力主进剿，幸蒙谕允，因有左相督师之命。前此所以力争者，我朝疆域与明代不同，明代边外皆敌国，故可画关而守，今则内外蒙古皆臣仆，倘西寇数年不剿，养成强大，无论坏关而入陕甘，内地皆震，即窜入北路，蒙古诸部落即将叩关内徙，则京师之肩背坏，彼时海防益急，两面受敌，何以御之？”

　　文祥的这番话，漏掉了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跟明朝末年相比，当时的中国还有一个差别，那就是明朝的西北并不跟俄国接壤，而此时的中国，在新疆以外已经有了一个超级大国相邻。但是，即便如此，文祥的观点也依然清楚地表明，如果放弃新疆，想仅仅失去新疆是不现实的，这种选择所产生的实际后果，比李鸿章那些简单的、一厢情愿的设想，要严重得多，在海防和塞防的大论战中反反复复出现“樊篱”这个词，就是这样的原因。

　　面对这样的局面，无论慈禧怎样信任、依赖李鸿章，也不管李鸿章和他的团队声音有多大，慈禧都不可能不认真考虑，放弃新疆之后，如果真的出现左宗棠或文祥所说的那种局面，该如何收场？不管当时的慈禧如何威风八面，这样的责任，她是否负得起？
　　经过反复权衡之后，慈禧最终作出了出兵新疆的决策。并且，根据左宗棠的要求，将之前给左宗棠办理后勤事务的袁保恒和已经进驻新疆的督办新疆军务钦差大臣景廉撤回北京，改任左宗棠为钦差大臣，将所有新疆事务交给左宗棠一人办理。这样做，除了可以排除因“同役而不同心”所产生的推诿扯皮、拖延误事的弊病之外，还有一层更深的用意：既然出兵新疆是左宗棠坚持要求下才决定的，这个决策的实施也完全是左宗棠一手操办的，那么，如果这次战争最后以失败告终，一旦追究起责任来也就是一件十分简单的事情了。对于左宗棠来说，这场战争取得胜利倒还好说，如果以失败告终，他的结局将会不堪设想，新疆之役对于左宗棠个人来说，风险是极其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