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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财政危机来敲门——继续大锅饭还是分灶吃
　　“今以众地者，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则述，无所匿迟也。”

　　—— 《吕氏春秋.审分》
　　周王朝，历行井田制。
　　西周的各级统治者把其中最好的部分(即位于河流附近、背山向阳的平展土地)成千块、上万块地留给自己，叫“公田”，驱使奴隶集体耕种；而把距离城市较远、土质瘠薄的坏田，分给住在野外的庶人。
　　庶人没有任何权利，只有给领主耕种井田和服其他杂役的义务。他们每年要先在领主的大田上劳动，然后才准许去耕种自己作为维持最低生活的那一小块土地。冬天农闲季节，庶民们还要给领主修房、打草、搓绳和干其他杂项差役；妇女要为奴隶主采桑、养蚕、纺纱、织帛做衣裳、缝皮袍，从白天干到半夜。
　　土地公有一个致命缺点就是：“民不肯尽力”。 因为这是公田，你辛苦劳作而得的果实，全部被领主占为己有。别说，换作是你，你也“不肯尽力”。干活没想头，谁干去。再说，你那是也不是为人民服务。
　　到周宣王时，“民不肯尽力于公田”的现象日趋严重，于是宣王便宣布“不籍千亩”（《国语•周语上》），这是在中央地区和民众中实行新的政策——宣布废除借助民力以耕公田的藉田制度。但是地方诸侯国依然对周王室的政策大都处于观瞻态度。
　　到春秋时期，随着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更是出现了一家一户就能解决生产的劳动形式。地方诸侯国的庶人往往在公田上草草应付了事，而把更多的心机花在耕种自己家的那二亩地上。

　　生产力的发展，又使得庶人得以开辟更多的私田，私田又不用缴纳赋税，所以公田越发不受庶人们待见。“理性经济人”假设中的人利己的本性让人们把个人劳动时间的尽可能的分配在私田上，比重越拉越大。这样自然导致的结果就是，公田荒芜，亦无人问津。
　　总之，想用奴隶制的办法已不能调动生产者的劳动积极性了。地方诸侯公卿们的公田没有人耕种，再大的产业没有人力开垦，也只有荒芜的命。
　　要命的是，由于古代社会信息闭塞和技术手段的限制，社会主要物质生产者难以监督和惩罚大规模偷懒行为，这必将造成贵族和庶人双方的经济损失，长期以来直接削弱了封建贵族的财政根基。
　　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导致诸侯国在暴力-财政实体林立的诸侯竞争中处于不安全的地位。暴力—财政实体内的循环反馈链条的任何一环的弱化，导致的将是总体力量不可避免的衰弱，从而削弱了国家的内外部的整体实力。
　　在那个四方狼起的年头，财政危机爆发的后果无疑是严重的，改革的形势是严峻的，是刻不容缓的。
　　而在这个大背景和大形势下，齐国的财政危机到来也是当时大形势使然。在齐襄公时期出现了“公田不治”、“田在草间”“ 维莠骄骄”（出自《国风•齐风•甫田》，意思是野草高高长势旺）的荒凉景象。

　　“公田不治”最后导致的是人口滋生而田地赋税反而停滞的怪现象。如任其发展下去，公田上的奴隶或怠工，或逃亡（＂民有远志＂ ）将会成为普遍现象。是否分灶吃成为了一个摆在统治阶层台面决策的话题。
　　正如《吕氏春秋.审分》里所述的，大锅饭和分灶吃的一个截然鲜明的区别，是人民生产积极性高低的问题。财政危机迫在眉睫的时候，最终要解决的问题也正是提高人民生产积极性上。
　　在管仲卒后一百九十年，在魏国历任国相的李悝用数据就具体的分析了生产积极性对刺激劳动成果增长的巨大的经济意义。
　　来，我们从管仲时代，穿越到两百多年后的魏国。那是一个在李悝治理下，在战国初期即成为了天下第一霸主的国家。
　　=======待续======

　　日期：2010-10-12　09: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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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穿越到魏国——别把积极性不当回事　　穿越年代：公元前400年前后
　　穿越地点：魏国王宫。
　　现场人物：魏文侯魏斯和相国李悝。

　　在森严肃静的魏国王宫里。
　　那天，魏文侯召见相国李悝，君臣二人进行了忧心国家社稷的谈话。
　　话音一：魏文侯：“我一心想尽快使国家富强起来，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总觉得达不到理想的目标。你认为应当用什么方法才能达到民富国强的效果呢？”
　　话外音：　魏文侯，名魏斯，公元前445——公元前403年在位。治魏42年。在位期间，以强魏为己任。
　　话音二：相国李悝：“让国家富强的方法很多，但根本的一点就是要解决吃饱饭的问题，首先发展粮食生产，民以食为天，要让百姓吃饱，国家有余粮，就必须设法多打粮食。”
　　话外音：国家富强的基础是丰衣足食，这是立国之本。

　　话音三：魏文侯：“我正为这事苦于没有办法呢。现在来看，人口增多了，可土地却还是老样子，没增一点，如何满足人们的粮食，如何提高产量，你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话外音：战国初年，魏国也遭遇到了人口滋生而田地赋税反而停滞的怪现象。
　　话音四：相国李悝：“自从您任命我当相国一来，也一直在寻求强国之法，为此我就常常到民间进行调查研究，和百姓一起种地，一起耕田，一边拉家常，一边了解情况。
　　我听到了不少的议论，有的说徭役太重，税赋太多，丰年都难以糊口，更别说荒年了。百姓要求应当减轻徭役，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农业生产；减少赋税，让他们维持生活。您看，百姓要求的并不高啊。
　　在调查了解中，我算了一笔账，一个地方百里的国家，大约有田地九万顷。山川城市所占的地方约三分之一，剩下三分之二的可耕地，大约有六万顷，即六百万亩。

　　若给农民以适当的鼓励，来提高他们种地的积极性，精耕细作，亩产至少可以增收三斗粮食，全国一季就可增产一百八十万石。相反，若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还按亩产减产三斗计算，全国每季就要少收一百八十万石。这一正一反，相差三百六十万石，更不用说繁重的徭役延误农时造成的减产了。”
　　备注：《汉书•食货志》对此有记载：“是时，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以为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邑居参分去一，为田六百万晦，治田勤谨则晦益三升，不勤则损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减，辄为粟百八十万石矣。”
　　话外音：人口滋生而田地赋税反而停滞怪现象出现的根源，在于是否发动农民的积极性。赋税太重的话，农活累死累活，忙乎一年下来，丰年多收了三五斗，但是充公粮食数量的比往年翻倍了，生活条件没改善，却反倒恶化，心都凉了。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没落实，还种个什么鸟田，还不如另找饭碗。
　　农户是古代中国最稳定的职业。人员从农业产业大量流失，势必会对社会安定造成影响。从农业转行到手工商业的再就业者的破产几率，比相关的职业劳动者要高得很多。
　　虽然都是技术工种。但是，隔行如隔山，除非你很有手工商业天赋。不然，再就业困难者往往会成为流民。当他们生存都成为问题，国家会动乱的阴霾就会浮现。

　　同时，在前工业时代，农业是直接创造财富的最主要的部门。农业人员的大量流失，对国家财富的增长和经济发展的重大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农业财富的流失，往往是国家政治根基动荡的开始。
　　所以，赋税的问题，关乎民众的生活保障和民生福利，直接影响劳动者的积极性，进而关系到国家的财政收入。否则，一张一弛之间,盈失钜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