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接着说，避免重蹈这个覆辙的唯一办法是，推行郡县制，实现垂直管理。
　　如何垂直管理法呢？
　　将税赋收归中央，将人事任免权收归中央，再由中央发工资给各级官员，完全掌握他们的人事任免，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中央对地方的有效控制，达到长治久安之目的。
　　秦始皇支持了李斯的意见。
　　于是，郡、县、乡、亭，这个新式的行政层级，自此出现在这块古老的大地上。

　　帝国最初划分为三十六个郡，之后随着疆域的拓展和郡治的调整，最多时达到四十六个郡。
　　应该承认，李斯的上述一番话，很是契合秦始皇的历史观察：他不能眼看着他生前的历史在他身后重演，他更不能亲手遗下这样一个机会：某一位杰出的未来人，沿着他和他的祖父辈所做过的事，再做一遍。
　　这是雄心壮志的秦始皇所不允许的，也是他的智慧所不能接受的。
　　往后的历史会证明，这场革新的意义是积极的，其精神实质是伟大的。尽管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如幽灵一般的分封制，还会重临人世，间歇性的作威作福一番。但它们无论如何发作，都无法撼动这场革新所打下的牢不可破的基础——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提到过。
　　相反，那些附体的幽灵，比如汉初的七国之乱，西晋的八王之乱，它的重回人间，除了带来鬼哭狼嚎之外，什么也没得到。
　　这场革新就是法家所极力倡导的、秦始皇所一意憧憬的中央集权制。
　　秦始皇甚至连试点都不做，就在帝国范围内全面铺开他的郡县制。
　　因为试点工作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人替他做过了。

　　这个人就是商鞅。
　　公元前350年（周显王十九年），商鞅即将秦国划分为三十一个县（据《史记·商君列传》和《资治通鉴》，《史记·秦本纪》说是四十一县）。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顺理成章地将这一工作推向全帝国。
　　问题是，尽管这场革新有着十足积极的意义和伟大的精神实质，但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随着不可知因素的出现，其基础性不健全的致命缺陷，到底暴露了出来，并且最终演化成一场无法挽回的灾难。
　　这理当是秦始皇所无法预料到的。

　　狮子终究奈何不了蚊子，这真是可悲可叹的事。
　　下面我们就来试析这一问题。
　　日期：2011-07-01　19:16:08
　　呵呵，没功夫闲扯，干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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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策点（2）
　　朝臣们认可和支持的是：
　　帝国虽然实现了统一，但六国旧贵族势力依然强大。而强大的旧贵族势力因为心恋逝去的荣耀，自然满腔仇恨。因此，一定在某个秘密的角落，从事某项极为危险的活动——巅覆帝国。
　　不能不防，这就是朝臣们的结论。
　　这个不能不防的担心，后来竟成了历史的真实。

　　西汉初期，有个叫娄敬的人，鉴于其对大汉有功，刘邦遂赐他国姓－－刘，历史又称为刘敬。
　　刘敬亲身经历了六国的复活，残酷的楚汉战争，亲眼目睹了如巨人一般的秦帝国的轰然倒塌。因此，曾对刘邦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而正是这句话，恰可以成为王绾具有非凡之远见卓识的佐证。
　　这句不一般话是这样说的：
　　“夫诸侯初起时，非齐诸田，楚昭、屈、景莫与。”
　　齐国本是姜姓天下——始祖姜子牙，历史上著名的“田代齐姜”（公元前391，齐国权臣田和把齐康公赶出临淄，放逐到海边的一个小城）之后，齐国就成了田氏的天下，田氏自然成了齐国的王族。

　　根据史料记载，楚国王族分为三个分支，这就是昭、屈、景。
　　刘敬所提到的这些旧世权贵，远离秦帝国的统治本部，本来就满怀怨望，最难驯服。巧的是，陈胜、吴广的揭竿而起，给了他们千载难寻的死灰复燃之机会。
　　于是，项梁（楚国名将项燕的儿子）、景驹乘机起于楚，田儋、田荣、田假起于齐，“燕故贵人、豪杰”起于燕。
　　曾被秦国悉数扫灭的六国旧人，以恢复故国相号召，有冤的报冤，有仇的报仇，手忙脚乱地来扒皮。就在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元年），除韩国外，楚、赵、齐、燕、魏全部复活。
　　天下以纷争之势，无可争议地验证了王绾的正确性。

　　秦始皇一心想避免祸遗子孙，没想到在他死后仅一年时间，烽烟战国的残酷历史竟然就重演了。
　　应当说，秦始皇不是一个一叶障目的人，他理当意识到分裂势力的存在，况且王绾也提出了这个问题。
　　而他所以一意孤行地坚持己见者，我认为，最大的可能是，缘于他过份的自信。
　　秦始皇自信满满地认为，只要祭出他那匠心独运的方式，便可以达到“分封制”所能达到的效果。
　　最为关键的一点是，据此亦可省去“分封制”有可能遗下的制度性缺失－－诸侯并立。

　　这个匠心独运的方式，就是带有恫吓性的、经常性的出巡。
　　辅助手段是，帝国大规模修建有便捷的交通系统——驰道，基本可以实现快速灵活地调度部队，指哪打哪。
　　以及严密的户籍制度。
　　然而事实证明，这一奇特的方式并未奏效。
　　公元前220年至公元前210年，在这十年中，秦始皇一共出巡了五次。就是说，秦始皇不辞辛苦，平均每二年巡视一遍他的领地，行脚那是相当密集了。
　　而且燕、齐、楚旧地向来是他巡视的重点，这就足以说明秦始皇对这一问题的重视。
　　但至公元前212年（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子扶苏依然对秦始皇说：“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
　　至秦二世继位初年（公元前209年），胡亥也不得不亲口承认：“黔首未集附”。
　　而所谓便捷的驰道系统，就如一般双刃剑，即能为我所用，也能为敌所用，乃至于被人刨了路基去，等于是无用——铁道游击队就干过这事。
　　至于严密的户籍制度，层出不穷的隐姓埋名式的逃窜，亦使它成为一纸落不到实处的空文。
　　这就是秦始皇过于理想化的结果，他未能在制度层面对这一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
　　倒致帝国崩然瓦解的祸根，就此埋下——随着行文地展开，我们将在下文不断深入地分析这一问题。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王绾的建议虽未被秦始皇接纳，但在西汉初年，却为汉高祖刘邦全盘付诸实践，对汉初政治局面的稳定起了到相当巨大的作用。
　　刘邦推出“强干弱枝”之政策，“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在此基础上，以郡县制为主体，在地方行政方面，增加了“置王”制度，以强化统治。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郡国并行”制。
　　置王的重点地区就在燕、齐、楚，全境划分为燕、齐、楚、吴、淮南、长沙等十个诸侯王国。
　　刘邦吸取了秦帝国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