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2-02-01　16:36:05
　　但军队是国家的柱石，士兵还得养，没办法，国家只能采取用财政收入来花钱养兵了。
　　而在一个王朝的末年，各种社会矛盾突出，盗贼、战乱都需要国家养大量的兵来“压场子”。于是，财政支出就越支越高，可是养的兵忠诚度不高，战斗力不行。于是就再多养兵。无限的军费支出和有限的财政收入成为把这个王朝拉向死亡的深渊两匹脱缰的烈马（当然还有别的原因）。
　　这不仅是明朝走过的一个既定轨道，也是唐朝、清朝走过的一个既定轨道！南明弘光朝只是在明朝走过的轨道又行驶了一段而已，在这段已铺设轨道中，她的灭亡，只是或早或晚的事情！

　　四、弘光朝的另一致命因素------三大争，即党派之争、军阀之争、文官与军阀之争。
　　作为明朝的继承者，南明不但继承了她传统的项目----党争。而且还继往开来、推陈出新。
　　党争之外，又推出了军阀与军阀之争，文官与军阀之争。把“争”的项目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和广度。
　　先说搞得最历害的党争吧，南明的党争，不同于近现代社会中的政党之争。近现代社会中的政党之争是君主虚位下的竞争，有公开公平的规则，有透明严密的社会监督，双方的竞争原则是“对事不对人”。在近现代政党良性竞争的促进下，社会向着更公正、更合理的秩序迈进。
　　而明朝及南明的党争，完全是在一元君主专制下的门派之争，没有公开公平的规则，没有透明严密的社会监督，双方竞争原则是“对人不对事”， 相互倾扎、党同伐异是其最大的特色。在此党争恶性循环下，社会向着更混乱、更腐朽的秩序转进。

　　南明弘光朝的党争，主要是以阮大铖为首“阉党”（主要由勋贵集团和阉党残余组成）与群龙无首的东林复社（主要是文官集团）搞的竞争，双方围绕“选帝”“逆案”“顺案”“弘光三大案”展开一系列的争斗。争来争去的结果是既没有成功者、也没有胜利者，双方都是失败者，得利的一方则是守在一旁看笑话的清朝。
　　清朝在定鼎北京后，也出现了“党争”，原复社领导人之一的龚鼎孳和原阉党领导人之一冯铨再度激情上演党争的传统剧，但政治嗅觉极其敏锐的多尔衮没有接这个碴，以自己的“英明神武”当机立断地将党争的苗子消灭于萌芽状态。
　　非但如此，多尔衮还严禁清朝高当利用科举之便搭车收取门生，一下子堵塞了党争的一个重要源头。
　　而此时的南明，不但在搞党争，而且，朝堂之外，军阀与军阀也不团结，各方因为防区的收益利益，你争我夺、枪口向内。上演了一出出“外战外行、内战内行”窝里斗，使南明本来就有限的国防力量更为削弱。
　　在军阀与军阀互斗的同时，东林党人因看不惯军阀们的“行为方式”，参与了对军阀们的口诛笔伐，军阀们还之于颜色。而马内阁与南明最大的军阀头子----左良玉之间，因为门派和税收利益，争斗更是到了你死我活的状态。

　　弘光三大争中，千丝万缕，盘综错杂，怎一个“乱”字可以写尽！
　　上面的外因和内因累加下来，弘光朝“其亡也忽焉”就顺理成章了。
　　弘光朝速亡了，但南明朝却没有终结。随着以多尔衮为首的清廷一系列民族压迫政策的实施。汉族，开始真正感受到了“亡文化、亡天下”的痛苦，救亡图存的民族自觉为南明朝的继续生存打开了一条缝隙，在这条缝隙中，南明朝，开始了其传奇而艰难的十七年抗争！
　　日期：2012-02-02　20:09:34
　　一个新政府的正面和反面
　　先说一下以多尔衮为领导核心的新政府正面形象吧！

　　多尔衮这个“外来户”从1644年四月入关，到1645年六月，既干掉了李自成，又消灭了弘光
　　帝，取得了当年他老爹（努尔哈赤）、老哥（皇太极）做梦都未曾梦到的辉煌成就。
　　任何事情都是有因才有果的，多尔衮能取得这样的辉煌成就。是因为他解决了当年崇祯皇帝想解决却解决不了的五大难题。
　　这五大难题是：耕地问题、财政收支平衡问题、太监干政问题、收拾人心问题、整肃贪污问题。
　　第一个难题能够比较顺利地解决，应该十分感谢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领袖领导的明末农民起义。
　　明末，全国10％的耕地掌握在朱氏皇族的手里，另外还有80％的耕地掌握在大大小小的官僚、地主手里。农民兄弟绝大部分靠佃地为生（专业名词：佃农），过高的地租让大伙生活朝不保夕、生不如死。

　　对此，作为地主阶级总头子的崇祯帝心知肚明，但他却不可能出手相帮、把耕地从地主手中夺过来分给农民，甚至也没有出台过一些限制高额地租的法令。
　　但李自成张献忠这等农民军领袖就不同了，在战争中，他们对各级皇族、官僚、地主分子采取了最为严厉的阶级专政，依靠一赶二抓三杀的“革命暴力”，让这些特权阶级逃的逃、亡的亡，使他们掌握的耕地沦为“无主荒地”，并实际到了承租人-----佃农的手中。
　　多尔衮新政府在征税工作中，按“谁耕种，谁纳税”的办法收取赋税，这等于承认了佃农兄弟对租种土地的所有权。
　　在这次波澜不惊的“土改”运动中，清政府真是捡了个大便宜，既没有担上迫害地主缙绅的坏名声，又让实际得到耕地的贫困佃农心存感激，社会的主要矛盾开始消解。
　　第二个要解决难题就是财政收支平衡问题。明朝的崇祯、南明的弘光都因为财政的破产而导致政权的破产。财政收支问题，关系到新政权存亡兴衰，多尔衮不可不慎。
　　而他面临的现实是------一手要靠减税来换取“本地人”对自已这个“外来户”的支持；一手还要满足军事行动、政权建设、社会救济各方面“用钱”的需要。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在第一手上，多尔衮除免除“三饷”外，还根据范文程的建议，赋税征收不按崇祯朝的高标准征收，而按崇祯节爷万历时期的较低标淮征收。
　　另外，还实行减税，大幅减免本年度“清统区”的正赋，征收办法是清军所过之处免征粮一半，未过之处只要真心归顺，可免征粮的三分之一。
　　除免了部分本年度的赋税外，还规定，以前年份老百姓欠崇祯朝的赋税，统统不再交纳。
　　正赋之外，对明朝一些不合理的附加税，如焦炭银、麻铁银、河夫银、匠班银等一律取消。
　　这边免税，那边花钱，清政府是如何“熬”过来的，这就该说多尔衮的第二手了。
　　一是运银运粮，把当年皇太极五次南掠明朝，抢到沈阳的银子都运到北京来使用。这些银子当年取之于汉地，现在用之于汉地，也算清初版的“转移支付”吧！新政府前后运到北京的银子不下二百万两，另外还从满洲运来了大量的粮食，有效地解决了面临的银荒粮荒。

　　二是支持很省钱的八旗军制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