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年冬天，又因为一外勤人员被法租界巡捕抓去，受之牵連，区办事处遭到法捕房搜查，搜出了枪枝、密电码和一些文件。区长周伟龍也遭到法捕房的逮捕。后來戴笠请重庆一位部长与法国当局交涉，使周伟龍以驱逐出境方式获得安全脱险，回到重庆。但这两次逮捕，军统的活动据点被查封，武器设备被没收，人员被迫分散潜伏，军统上海区陷入瘫痪状态。租界当局肯放走军统成员，说明他们也不想过分得罪人。严重警告一下军统，才是他们的目的。

　　1938 年 10 月下旬，武汉三镇沦陷。军统局机关奉命西迁重庆观音岩下罗家湾。原军统上海区区长周伟龙任军统局秘书室书记长，为主任秘书郑介民下属。赵理君回上海。
　　周伟龙走后，先后由朱啸谷和赵理君代理上海区区长。不久，军统局派军统华北区区长王天木任上海区区长。王天木的到来，却又使军统上海区风浪不止。
　　日期：2010-12-10　10:53:10
　　(续)
　　七 案外案.连环杀
　　1938年10月，武汉保卫战已近尾声。武汉失守在即。军统总部移到重庆。
　　唐绍仪案几个刺客辗转逃脱后，径直投到重庆戴笠门下邀功请赏。赵理君被委任为军统局第三处行动科上校科长，王兴国、李阿大也各有所用。
　　令人意外的是谢志磐。

　　案发当日，唐的家人即向法租界报案，称谢志磐带领刺客暗杀了唐绍仪。法租界当即发出通缉令，凡能揭发、检举、抓住刺客谢志磐的，赏3千元。
　　谢志磐本就不是职业特务，心理忍耐力自然较脆弱。自从刺杀唐绍仪后，终日疑神疑鬼。听到舆论骂声阵阵，内心受到的煎熬不用说是多么难以忍受。一听到受通缉，就更紧张，觉得自己完了。总感到有人在跟踪他，有人要替唐绍仪报仇，结果竟然得了精神病，被送进重庆一家医院。
　　谢在医院里也是神神叨叨，整天拿着手枪晃来晃去，医生只好向当局报告。
　　说也巧了，接到报案，当时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不明内情，就派侦缉队长王克全前往调查。这王队长王克全正是原军统上海区行动组副组长王克全。对这位警官王克全，谢志磐在上海时本就认识。谢志磐不知道王克全调离上海到重庆，所以一见到王克全，就以为他是从上海来追捕的，于是举枪就准备打王克全。
　　王警官绝非浪得虚名之辈，他是原军统的名枪手，见到异常，立时拔枪抢先击发。结果后发而先至，一枪将谢志磐击毙。
　　这谢志磐够冤的，给人家帮忙，不但自认为错杀了人，把自己的小命也给搭进去了。
　　接下来，情况更为复杂了。戴长官担心对谢的调查会将刺唐案全部曝光，就把王撤职。又过了些日子，王克全又莫名其妙地“自杀”了。

　　于是再一次引起舆论的轰动。
　　日期：2010-12-11　16:56:32
　　(续)
　　八　吴佩孚对华北日军的叛逆
　　在唐绍仪死后，土肥原仍然不死心，转去北平做吴佩孚的工作。
　　为了敦请吴佩孚出山，由大迫少将负责，在北平成立了‘大迫机关’，请来吴佩孚原来的日本顾问冈野增次郎担任“敦请专使”。

　　吴佩孚是直系军阀主要首领，1926年被北伐军击败，隐居于北平多年。但他隐居也仅是蛰伏而已，并不甘寂寞。他自视颇高，认为自己余威尚在，随时有振臂一呼，东山再起的野心。
　　当土肥原派去的大迫通贞少将建议吴佩孚组织一个政府时，吴佩孚内心也认为那是自己出山的机会。他也认为自己出面调停，或许能解决中日争端。
　　但是，要他出山，是要有条件的。
　　条件一：不能让自己戴汉奸的帽子。
　　条件二：在着手调停之前，吴佩孚要发展出实力，建立自己的军队。
　　有实力有军队才有可能迫使重庆政府接受调停。为此，吴佩孚希望招抚华北的‘匪贼’，组成由他指挥的军队。所谓的华北的‘匪贼’，就是日本侵华之后，原来中国被击垮的“国军”和地方武装。那些大小不一的武装集团在华北地区“占山为王”与日军和王克敏伪政权周旋，许多还是举起抗日的义旗。这些原‘国军’多数也是从原来北洋军阀整编过去的。说抗战中国军队大败，其实是溃败。溃败的军队依然分散在各地。吴佩孚认为自己对他们有号召力。

　　据说，土肥原贤二曾自出马前去拜会吴佩孚。吴佩孚扬言：
　　尔等就商于我，首须急速撤兵；次则将所有占据地方之军政、财政，及一切行政交还，顾问、指导官必须取消，经济统制亦应立即解除。我为主，日为客；我发命令，日本人亦当极端服从。能如是，自可建议政府，恢复和平。
　　这话，我们可以认为是真的。
　　吴佩孚也算一代枭雄。说出这样的话，符合吴佩孚的为人。也正因为能这样说话，土肥原贤二才认为吴佩孚有价值，才下决心与之谈。这是吴佩孚与点头哈腰的王克敏﹑石友三之流的不同之处。
　　透过吴佩孚的这表白，看出了吴佩孚有出面‘干’的愿望。

　　吴佩孚在谈判桌上提的日本‘撤军’问题，那都一样。几乎所有‘代表’中国的谈判条件都有这条，当时日本政府也愿意把这作为谈判内容。在他们看来，撤不撤，怎么撤，何时撤，谈谈看啊。其实，就在这同时，日本政府另派代表正与高崇武和梅思平谈判，还就要达成协议了。汪精卫方面的高崇武和梅思平与日本影佐祯昭﹑今井武夫的密约中也有‘撤军’问题。

　　至于吴佩孚讲的“我为主，日为客；我发命令，日本人亦当极端服从。”这种话，绝对没有问题。日本人可以举例伪满洲国皇帝溥仪来说话。不但伪满洲国的所有日本人‘尊敬’ ‘满皇帝’，都听皇帝溥仪的话。日本人还可举出东洋日本国内的平民也‘爱戴’溥仪皇帝。
　　而吴佩孚提出收编流散华北的‘匪贼’建立军队的事，日本人正要解决这‘土匪问题’，列为谈判内容也不妨试试。
　　为了促使吴佩孚尽早出马组织新政府，日本人并未当面否定吴佩孚提出的方案。吴佩孚也认为日本人已经同意他的方案，立刻派人去华北的日占区，招抚武装人员。
　　当时华北日军为了巩固占领区，正在对这些所谓的‘贼匪’进行‘大扫荡’。
　　‘大扫荡’中被大倭皇军包围的数万中国的武装人员，为了摆脱困境，自然宣布投靠吴大帅。加上吴大帅的手下收编人员吹嘘自己将是新中央政府的嫡系，并扬言华北的王克敏临时政府即将解散。这引起了本来就没基础的王克敏临时政府内部动荡，丨警丨察和官员为重新站队而骚动。华北日军因处境困难，产生不满，屡次要求吴佩孚妥善处理。

　　吴佩孚置之不理，导致吴佩孚与华北日军及王克敏傀儡政府关系恶化。
　　日期：2010-12-13　11:13:42
　　(续)
　　吴佩孚置之不理，导致吴佩孚与华北日军及王克敏傀儡政府关系恶化。
　　华北日军于是动用武力来解决那些已宣布归顺吴佩孚的军队的地盘，要把这划归王克敏临时政府管辖，并对反抗的部队进行镇压。这样，侵华的华北日军与‘未来的领袖’吴大帅闹翻了。
　　吴佩孚不得在日占区招抚匪贼，也暂时不得在北平开展政治活动；

　　已被吴佩孚收编的部队归临时政府指挥；
　　吴佩孚在黄河南岸（国统区）招抚匪贼，华北日军予以协助；
　　在开封设立吴佩孚政治活动和招抚军队的办事处。
　　张燕卿是清末大臣张之洞的之子，曾任伪满洲国实业部长等职。他本就是汉奸。为实现个人当上新的伪政府总理的野心，瞒着吴佩孚签订了这协议。他于是隐瞒真相，只对吴佩孚说协议的内容是为了配合华北日军，要将招抚工作扩展到黄河南岸，并在开封设立办事处，致使吴佩孚认为华北日军已经同意自己的做法。
　　此时，吴佩孚的代表张燕卿又组织了一个所谓的“和平救国会”。11月中旬，“和平救国会”发了许多恳请吴佩孚出山的电报。满足了吴佩孚强烈要求得到舆论支持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