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是，回答这对不对的提问前，首先该向大倭国皇军发问：大倭国皇军怎么不呆在自己的国家里‘和平’，而飘洋过海跑到中国的上海南京、长江黄河来，到处杀人放火﹑开枪放炮﹑发毒气弹的？
　　强盗不翻墙砸窗入室抢劫，平民家庭本来就是十分和平啊？怎么倒是平民有义务向入室抢劫的强盗表示‘和平运动’？而不是强盗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向中国人提问，为什么汪精卫主席的“和平运动”不好，是否能回答如下一个问题：

　　一个遭受大倭国皇军施暴威吓的良家女子是否应该停止反抗，发起‘和平运动’来迎合**犯？
　　我们还是先看看，日本人的“和平条件”是什么，而与之相应，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和平运动’又是些什么名堂。
　　正在上海813抗战激烈进行的关头，日本侵华气焰十分嚣张。日本政府却在耍花招，欺骗国际舆论，对抗国联正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会议。花招之一，就是散布“和谈”舆论。
　　那时，中国军队在上海的每一寸土地上抵抗日军，上海大部分还掌握在中国军队手里。而中国政府向世界呼吁正义，日本正受全世界舆论的指责。
　　根据中国政府的要求，国联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九国公约》会议。中国外长宋子文出席了那次会议。这次会议作出的决定，要求九国公约签字国制止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行径。

　　《九国公约》是什么呢？
　　1922年，列强为均衡对华利益而与中国一起签订的一项国际公约，那条约简称为《九国公约》。条约声明了“ 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的立场。同时也就归还山东和青岛主权作了规定。但《九国公约》本身依然是中国耻辱的一种象征。其中令中国人内心难以平复的是条约要求中国政府执行“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机会均等”原则是在中国土地上大家机会均等，而不是中国可以在别人的土地上享有均等权。但是，即使是这种条约，日本人也要践踏。

　　由于日本是《九国公约》缔约国，它单方面发起侵华战争，违背《九国公约》的立场，也侵犯其它缔约国利益。
　　1938年，中国要求国联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九国公约》会议却正是运用了这略含屈辱性的“机会均等”的原则。要求《九国公约》缔约国根据条例制止日本对中国的任何单方面行动。作为弱国，中国人想利用《九国公约》来保护自己，实属无奈啊！但除此之外，又有什么办法呢？
　　《九国公约》的其它缔约国当然可以指责日本企图谋求单方面对华霸权而践踏了“机会均等”原则。国联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九国公约》会议，对日本是不利的。
　　1937年10月21日，就在倭军继续向上海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的同时，其政府为破坏九国公约会议，施展其“中日直接谈判”的外交伎俩。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向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表示：随时都准备与中国直接谈判……
　　但在11月2日广田弘毅秘密向狄克逊提出日本所要求的八项谈判条件：

　　（一）承认满洲国；
　　（二）内蒙古设立自治政府；
　　（三）在华北设置非武装地带和解决华北经济利益和权力问题；
　　（四）扩大上海非武装地带，并由国际丨警丨察队进行管理；
　　（五）关于放弃抗日政策，应实施我方（指倭方）在1935年南京谈判时所提出的要求；
　　（六）协力防共；
　　（七）降低关税；
　　（八）尊重外国人的权利。
　　这就是日本的“和平条件”。
　　当时上海绝大部分还控制在中国军队手中。而这第一条到第五条分明是令中国亡国的条件。是企图巩固日本对已占有中国国土并实施殖民化。连德国代表向蒋介石通报时，不敢说出口那条承认满洲国的条文，八条变七条。
　　可汪精卫一伙却联络和鼓动各省党政军政，要发起响应日本外相广田弘毅的“和平运动”。汪精卫一伙策应日本侵略的的行动，给中国全民抗日的行动造成极大的破坏。

　　1938年4月，受汪精卫一伙的鼓动，云南省主席龙云与四川实力人物刘文辉等致函已经投降日本的伪北平临时政府委员长王克敏，声称将联络四川、云南、西康、贵州四省，组成反蒋联盟，发起“和平运动”。
　　日期：2010-12-17　13:43:19
　　(续)
　　二梅思平﹑高宗武与《重光堂密约》
　　在举国一致投入抗日的高丨潮丨中，投降逆势也甚嚣尘上。
　　1938年1月11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方针》。宣称：如果中国政府不接受日本的条件，日本今后将不再承认国民政府，即不以其为谈判对手，而扶植新的“中央政府”，并与之调整关系。
　　这就是要在中国重新扶植新的“中央政府”的方案。这所谓新的“中央政府”，其实就是日本的傀儡。从后来看，物色的预备对象正是唐绍仪﹑吴佩孚和最终的汪精卫。
　　对日本御前会议的精神，这汪精卫副总裁并没有怠慢。估计，他是领导了他的‘低调俱乐部’班子是进行了深入的学习﹑认真的讨论。“在充分吃透天皇陛下精神实质的情况下，要贯彻到他们的每个人实际行动中”。这话说得有点俏皮味，不过也是就表达那末个意思吧。
　　周佛海算是个‘活学活用﹑立竿见影’的典型。御前会议精神刚传达，周佛海就灵活地采用欺骗手法，以派高宗武到香港收集信息为由，不顾蒋介石和外交部长王宠惠的阻止，暗中差遣高宗武到上海私下通敌。当蒋介石发现异常，断绝高宗武的经费时，周佛海竟动用中宣部经费继续支持。后来高宗武甚至私下到东京与日方私通。
　　当蒋介石听到高宗武上东京的消息，而指责“太荒唐了！”的时候，周佛海却满意了。

　　后因高宗武患肺结核病，对日勾结中坚持不住，汪精卫和周佛海最后加派梅思平去上海与日本特务会谈。记住，这梅思平不是一般人啊！他是1919年的5.4闯将，要不是他带队去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把那点在街上喊口号的事搞搞大,那就没有后来闻名叚尔的54。
　　首先与梅思平进行谈判的是松本重治。松本重治是特务，他披挂的外衣是日本同盟通讯社驻上海分社社长兼香港分社社长。在松本重治的回忆录《上海时代》中有记载：
　　1938年8月29日至9月5日间，梅思平与松本就实现中日和平的条件与办法等连续进行了五次会谈。
　　会谈中，梅思平告诉松本：
　　和平运动必须由汪兆铭先生领导，周佛海和我们一些同志，集合在汪先生的旗帜下，已经行动起来。而且和云南的龙云、四川的将领及广东的张发奎等人进行了联络。

　　　随后，梅思平、高宗武与西义显、伊藤芳男等人又作了进一步的谈判，并拟定了实现“中日和平”的详细方案。正是由于这一秘密交涉，终于导致汪精卫﹑周佛海走上了叛国投敌，另立伪政权的冒险之路。
　　当然，精卫﹑佛海和思平不会赞同我们把他们的行为定性为“叛国投敌，另立伪中央政权”。在他们看来那种定调太一本正经。要是能站在“和平运动”的立场上看问题，可以如下解读梅思平与大倭国高级牒报人员的对外交底：那不关国家机密，不关军事机密，绝非里通外国，更不是出卖情报。一切是为了贯彻天皇陛下御前会议精神，一切是为了及早消灭蒋介石顽固集团，一切为了倭中友好大业，倭中亲善。

　　倭中亲善要比抗日战争好啊。他们随后制成的协议，完全是为了建立‘皇道乐土’的大东亚共荣圈精神。‘皇道乐土’就是天堂啊！思平出色的外交活动就是为了把中国引导向‘皇道乐土’。思平同志功莫大焉！
　　当然，这不是坚持抗日立场的中国人所能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