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赤松德赞来说，只要能达到他的目的，谁胜出都没关系，然而，以吐蕃当时与唐朝的关系，摩诃衍的汉族人身份就注定好了这场法诤的结果。
　　在“第二次法诤”结束之后，摩诃衍后来又回到河西，这应该是吐蕃当政者已经达到目的后就释放了他。
　　不过，事情并未到此了结。
　　“摩诃衍”辩论失败之后，在吐蕃境内的许多汉族和尚们表现得十分偏激。他们有的自杀，有的自残，更有甚者竟然违背不杀生的戒律而去刺杀代表印度密宗出场的莲花戒。显然，这些汉族和尚们认为自己受到了极其不公正的待遇，因而决心以死抗争。
　　不过，即使发生了这些事，吐蕃当局却也没怎么追究摩诃衍的责任。摩诃衍依然在吐蕃赞普的特别关照下而在河西与河湟地区倍受尊崇的传教着。
　　──不知道赤松德赞是心中有愧？还是乐得坐山观虎斗而令佛教势力进一步分化呢？

　　不管如何，赤松德赞虽然藉“法诤”分化了佛教势力，但是整体的佛教在吐蕃仍是日益兴盛，支持者日众，甚至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政。随着佛教势力的扩大，其与苯教（还有其背后的西藏本土的吐蕃贵族高官）的摩擦也日益激化。
　　而河西、陇右本就是多民族聚集的地区，这里的居民与青藏高原的吐蕃人在文化上、价值观上都格格不入，矛盾日益加剧。
　　此外，唐朝虽自安史之乱以后中衰，但是期间也有几度中兴，使得河西、陇右地区的人抱有回归唐朝的希望，而不时发起一些抵抗运动。这些抵抗运动的幕后大老板多是与佛教关系不斐的河西、陇右豪族。
　　吐蕃遂以高压政策加强对河西、陇右的监控，这又进一步加深了河西、陇右的人民对吐蕃的不满，于是抵抗运动更加频繁，接着就是吐蕃更进一步的高压控制。就这样，形成了恶性循环，最后导致了吐蕃末代赞普朗达玛决心以灭佛的激烈手段来终止这样的恶性循环。
　　然而，朗达玛过于激进的手段引起了普遍的不满而抗争此起彼落。

　　公元842年（一说846年），朗达玛遭佛教僧侣刺杀身亡，吐蕃贵族、边将陷入混战不息的状态。
　　河西豪族张义潮趁机收复了河西，并据有部份宗喀之地，唐朝廷授张义潮为归义军节度使。一时间，唐朝颇有中兴气象，而河西走廊以至河湟地区（安多藏区）也迎来了太平之世。
　　然而，稍后，公元907年，唐朝灭亡，中原地区进入了五代十国。此外，张义潮死后，归义军亦日益势弱，河西之地又被吐蕃、回鹘等势力蚕食。归义军则仅据有敦煌一带。
　　至此，而河西走廊以至河湟地区（安多藏区）再度陷入混乱。一直到西夏与后吐蕃的兴起，河西走廊以至河湟地区（安多藏区）才再度进入相对安稳的时期。
　　日期：2012-04-04 21:52:31

　　（17.）
　　再回过头来说河湟地区。
　　虽然，在西藏的一些记载中说：8世纪80—90年代，汉地禅宗“顿悟”派在与印度中观“渐悟”派的法诤中失利而退出吐蕃本土，使印度佛教成为吐蕃佛教主流。然而，在敦煌藏文禅宗文献中却记载：在吐蕃王朝中后期，禅宗不仅仍在吐蕃活动，而且还发展出一条吐蕃佛教的禅宗传承——善知识传承。
　　以上的记载矛盾吗？
　　并不矛盾。

　　因为藏族（吐蕃）的史书多是以卫藏地区（今天的西藏省）为中心来记述的。
　　──但是，“吐蕃”的概念，远不只今天的西藏省一地。
　　前面也说了，吐蕃统治阶级所需要的是——制衡。
　　所以，吐蕃统治阶级虽然打压了禅宗，但仍保留了禅宗这一势力以与中观派相互牵制，使佛教势力内部陷入相互斗争而不能坐大。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吐蕃的禅宗在法诤失利后，固然不再活动于吐蕃王朝的核心地区（也就是今天的西藏省），但是他们仍得到吐蕃统治阶级的特殊关照而在吐蕃“边缘地区”的河西、陇右、宗哥等地相当活跃。
　　可以说，吐蕃王朝在佛教上可说是“一国两制”。

　　摩诃衍师徒最后在今青海省东部黄河沿岸的尖扎、循化等藏语称作“玛域”（黄河流域）的“宗哥”（讼割）地区，将其教派传承下去。
　　摩诃衍传法虚空藏，虚空藏传法益西央。
　　摩诃衍的主要功绩是将汉地禅宗传入吐蕃。
　　虚空藏则是将汉地禅宗吐蕃化的关键，他是第一位用藏文着书传教的禅宗法师。
　　益西央则是组织了大规模的译经、整理经典工作，并整合完备理论体系，他还在宗哥、河西、陇右等地组织摩崖造像、祈愿文的镌刻活动，推动了这些地方的佛教发展。
　　在这三位禅师的努力下，公元790—840年间的吐蕃王朝后期，禅宗得以在宗哥地区盛行。

　　益西央死去的公元840年，在吐蕃本部的今西藏省一带，吐蕃末代赞普朗达玛开始毁佛。
　　西藏本土的一些高僧逃来青海的宗哥地区，其中的藏饶赛、约格琼、玛尔释迦牟，被称为“三贤哲”。
　　三人传教于今青海的河湟谷地。今青海西宁市以东30公里处红崖子沟口的白马寺，就是“三贤哲”长期活动之处。
　　经过摩诃衍师徒三代到“三贤哲”的努力，宗喀这个原本是吐蕃王朝的边疆地区最后居然蜕变成吐蕃佛教的中心。
　　藏传佛教自文成公主将佛教传入后，直到朗达玛灭佛的这一时期，是为藏传佛教史上的『前宏期』。

　　自朗达玛灭佛后约百余年，佛教再兴于吐蕃，藏传佛教史遂进入『后宏期』。
　　随着佛教在宗喀的发展，使得宗喀成了藏传佛教史上的『后宏期』的发祥地。
　　公元971年（宋开宝四年），一个19岁的少年穆苏萨巴向藏饶赛等三人拜师。
　　由于此时上距朗达玛灭法已有一百多年，所以不少人认为藏饶赛等三人的确实年代可能比朗达玛的时代还要晚。
　　穆苏萨巴于五代后周广顺二年（公元952年）生于宗喀的德康（今青海省循化县积石镇加入村）。
　　穆苏萨巴出家后，法名“贡巴饶赛”，意思是通达佛教教义。

　　10世纪后半期，宗喀的丹底（今青海省化隆县境内）已发展成吐蕃著名的佛教重地。
　　贡巴饶赛出家以后，便在丹底寺学经。他在青海东部建寺修塔，宏扬佛法，信者益众，连当地的一些头人（部落首领）也从他受戒出家。
　　宗喀（宗哥）的信徒们尊称贡巴饶赛为“喇钦”，意思是“大师”（大喇嘛）。
　　贡巴饶赛正在廓州（今青海化隆县）的丹底建寺修塔，招徒传法。稍后，连西藏本土的桑耶地区的政教首领意希坚赞也听闻了贡巴饶赛的大名，而资助鲁梅、楚臣、喜饶等10人前往宗喀地区习佛。
　　公元978年（宋太平兴国三年），鲁梅一行抵达宗喀，拜贡巴饶赛为师。
　　西藏佛教史以这一年（公元978年）为“后弘期”的开始。

　　这是为自东路传来的藏传佛教复兴势力，史称“下路宏法”。
　　(由于青藏高原地势西高东低，东方地处西方之「下」，西方地处东方之「上」，所以称东方之地为「下路」。)
　　在回顾了河湟地区的佛教发展慨略，我们可以知道安多藏区在吐蕃佛教中的地位。
　　如此，就可以理解：为何当初李立遵也要出家为僧，还有唃厮啰除了赞普血裔之外还要有个“佛子”的身份了！
　　吐蕃王朝覆灭以后，由于吐蕃王朝的分裂造成地方割据局势，青藏高原各地区就处于部落各自生产生活时期。
　　但是，作为吐蕃王朝国家文化象征的佛教文化思想却直接影响了全藏区的民众思想。这种代表国家意志的思想，通过民众心灵中最深处的信仰层面，下渗到了民间文化体系里，成为人们的日常规范，约束着其行为与思想。

　　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格朗西称这种现象为“文化霸权”（hegemony）。
　　唃厮啰就是以其“佛子”权威的软实力，透过历算去建立他在青藏高原的文化霸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