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救亡会’正是江海生的同乡孙亚星筹建成立的。孙亚星也是福建晋江人，在上海当学徒出身，后来经营一家钟表店。抗战爆发，他卖掉表店作为经费，联络各界抗日青年，组织了‘中国青年救亡会’。协会成立后，在孙亚星指挥之下，会中200名青年前往南翔，帮助87师修筑工事。后来又参加了苏浙行动委员会下属朱学范的第三支队，1937年11月9日起，他们和丨警丨察总队一同奉命坚守南市，掩护军队撤退。37年11月11日夜间接到命令退入法租界之后，‘中国青年救亡会’成员被解除武装而收容在难民营中。1937年12月3日上午，驻沪日酋松井石根指挥日军6000人包括步兵、骑兵、炮兵、工兵和辎重等，在5架飞机低空飞行的掩护下，以移防为名，肆无忌惮地穿过公共租界，经南京路﹑外滩和外白渡桥，向英美示威。租界巡捕房卑恭屈膝，为日军提供掩护。

　　孙亚星和‘中国青年救亡会’成员决定袭击日军大部队，打击他们的嚣张气焰。他们设法弄来两个手榴弹，等在南京路和浙江路转角处。12时44分，日军队列经过此处，离日军队列比较近的孙亚星的同伴孙景浩奋力挤出人群，及时冲到大街上，向日军队列投掷了手榴弹。手榴弹爆炸，日军两名士兵受重伤，一名士兵、一名执勤的华捕和一名英捕受轻伤。孙景浩投弹的同时，被巡捕击中两枪，孙当即倒地，最后牺牲。日军气极败坏，穷凶极恶，日军在南京路自福建路起至虞洽卿路止，布置警戒线，禁止行人通过，并进行搜查，一度包围了先施、永安、新新和大新四大百货公司，折腾到晚上9时，才灰溜溜撤去封锁。却只好接受这一丢人的事实。

　　1938年，孙亚星到汉口和戴笠取得了联系，当年4月，回到上海从事除奸活动。
　　为参与7.7周年的上海暴动,江海生和孙亚星联系上之后，被分在了第二组中，此时他们接受军统人员赵刚义的领导，接受他分派的任务。7月6日下午4点，孙亚星和江海生等行动人员在法国公园聚会(按:即如今复兴公园)，向下属布置了任务。晚上8点他们离开公园，在一个饭店租了房间玩了一夜麻将。凌晨4点半，他们出发了参与暴动。其他的人都很顺利，只有江海生，他在早上5点20分，乘坐黄包车前往执行地点时，在马路上被巡捕连人带手榴弹一起截获。

　　由于屈服于日本人的军事压力，第二天，工部局警务处的巡捕将江海生带过了外白渡桥，引渡给了日本宪兵。尽管在汉口的国民政府向美国政府和英国政府提交了一份正式的抗议书，指出引渡的行为违背了上海临时法院协定，但是工部局警务处在此后仍然不断将他们抓获的恐怖犯罪嫌疑犯，交给外白渡桥另一边的日本宪兵。江海生遇难。
　　从此，有人将外白渡桥比喻成叹息桥，即威尼斯连接多吉宫和国家监狱行刑场的一座桥。
　　但，上海7.7 周年大暴动，出其不意，声势浩大。对日本人的打击，是不言而喻的。
　　7.7 周年大暴动刚落幕，813周年大暴动又掀起了。
　　1938年8月13日，上海813抗战周年记念日，又一场上海大暴动发生了。这一次，也是罢市加爆破和枪击日本人的军警人员和机构。行动范围更多地选在了日本人控制的虹口、杨浦等地区。
　　第一组由赵理君负责，爆炸沪西愚园路日本巡捕宿舍，澳门路米择洋行，劳勃生路日华纱厂，戈登路日内外棉厂，造成倭方很大损失。
　　第二组由李楚琛负责，分三路进行：第一路与13日夜里乘船自苏州河潜入虹口，由广东会馆登陆，冲过麦根路，沿保定路奔向虹口的日本哨兵，用驳壳枪射击和投掷手榴弹，冲过警戒线，击毙日本哨兵两名，日军铁甲车队闻讯赶到，行动队员牺牲二人；第二路于13日夜间潜入杨树浦，分别在汇山码头共盛公司堆栈、眉州路消毒厂、棉花堆栈等处纵火，并击毙日本哨兵数名。又在华盛路和杨树路口击毙日军哨兵三名，割断电话线，又袭击了华德路跑马场日军骑兵队；第三路于13日夜间，由黄浦江泅渡到十六铺上岸，潜入南市。在亲贤里对面日军军营纵火，又袭击日军南桥司令部，击毙哨兵两名，其余人未遇见日军，散发传单。

　　第三组由于柏松负责，在南市一带活动，分别在汉奸住宅和火神庙日军养马场等地纵火，又在老西门等地投掷丨炸丨弹，在江阴街等处悬挂国旗。
　　第四组由陆俊卿负责，派两个中队，袭击了虹桥机场，从13日夜里开始，与日军及伪警部队激战，在日伪遗尸21具撤离后，占领机场，悬挂国旗，焚烧滑梯机库等，安全撤退。
　　再次进攻虹桥机场，并一度占领控制它。这对日本侵略军造成极大的心理震撼。
　　上海的两次大暴动，固然达到了打击敌人，振奋民心的作用。但是由此带来的副作用也很明显。那就是，在日本军事的压力之下，租界当局更多地屈从了日本人的要求，这给此后中国军民在租界进行的抗日活动带来了更大的困难。

　　由于遭受1938年两次暴动的打击，日本侵略军到1939年仍然心有余悸。《申报》在１９３９年８月１３日抗战两周年之际尖锐地揭露日军的暴行和内心虚懦和恐惧。
　　当日《申报》的三段报道原文如下：
　　今日沪战两周年，租界防范愈严密、日便衣队，搜查行人昨日上午六时起，闸北虹口各处日兵，均派出大批便衣队，乔装华人，有穿云纱短衫裤、有穿白短衫裤、有穿长衫、有穿西装者，每队四五人，在杨树浦路、百老汇路、狄恩威路、北四川路、虬江路、苏州河沿河、北苏州路，如见行人认为有可疑之处，即有一人从旁或背后上前将其人拦腰连两手抱住，同时另有数便衣兵则蜂拥而至，出示手枪，施行搜查，如无违禁品，则当场放行。

　　浦江交通，今日封锁（按：这是小标题）
　　沪市四郊，日军伪警，连日已加派岗位、增加巡查，以资戒备。关于浦江交通，今日完全封锁，行驶南黄浦、塘口、王家渡、闸港、杜家行、叶树、闵行、洙泾一带之轮只，一律停止，苏州河上游北新泾，虞姬墩一带，水道交通，亦被封锁，任何船只，不得进出，故各内河小轮，一律停驶。
　　村民三百人被拘捕（按：又一小标题）
　　又大陆报云，昨晨七时，附有装甲汽车之日兵五十名，包围程家桥居民约五百人。据外人目击者称，开枪射击之后，遭日兵逮捕之居民，包括妇孺在内，不下三百人，并见数华人僵卧血泊中。直至昨日午刻，附近仍（闻）开枪声。昨据未确实消息，该村某屋中被抄出手枪八支，枪弹若干。据外籍观察者语记者称，昨日程家桥之战事，或系日方因星期三日午后日骑兵队四十名在虹桥区遭游击队袭击而施之报复手段，外籍观察家曾见日骑兵疲惫不堪，泥泞满身，曳轻野战炮一门，自虹桥区某地而返，昨日之战事，证实公共租界甚近处有广泛游击队活动之说。此次军事行动中，华人约千人，包括携蔬菜入公共租界之农民在内，均遭日兵扣留。

　　可见，1938年上海两次大暴动，给日军留下的的恐惧心理。
　　1938年两次大暴动后，上海的地下抵抗力量把袭击常态化，随时发起游击活动，这点更使日伪胆战心惊。
　　为应付游击活动，敌伪们被迫实行‘戒严’。一份来自伪丨警丨察局申报戒严的文件,可看出当时日伪内心的恐惧。（下文中的日本人药袋是浦东区丨警丨察分局的太上皇）
　　伪督办上海市政公署丨警丨察局呈文（１９３８年８月８日）
　　呈为呈报事。
　　案据浦东区分局呈称：呈为呈报事。窃于本月三日，准药袋指导员通知：
　　自本日起夜间实施戒严，规定每日下午八时至翌晨五时为戒严时间，请督属切实施行，并即刻布告居民，在戒严时间内禁止外出等由。准此。
　　自应照办，惟事关重要，应随时呈报，只以时间迫促，不遑事先请示，即由职分局缮具布告多张，分贴属境各要道，俾众周知。一面督饬所属官警，并分令各分驻所一体遵照规定时间实施戒严。所有办理情形，理合备文呈报，仰祈钩长鉴核备案。等情。
　　据此。除指令外，理合据情备文呈报，仰祈鉴核备查。
　　谨呈督办苏
　　督办上海市政公署丨警丨察局局长卢英（卢英印）
　　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八月八日（督办上海市政公署丨警丨察局印）
　　在军统上海区的配合下，活跃在上海城乡的别动队（就是游击队）在1938年以来，策划过炸仓库，烧机房等等２２次造成日本人重大损失的事件。甚至袭击和烧坏日本运输舰‘卢山丸’号等许多日军作战船只。
　　讲这些地下游击小组抗击日伪的事迹, 我们还可以在上海市长宁区地方志上引出如下一段简短的记载来证实：
　　民国28年(1939年)
　　4月16日 游击队在虞姬墩附近吴淞江上击沉日本侵略军巡逻艇1艘,日军20余人全部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