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1-07-28　07:59:08

　　[正文] 第五章黑色幽默
　　王绾的预见（1）
　　正如海平面给秦始皇留下深刻的感受一样，此时，帝国的波平浪静是真实不妄的，但波平浪静之下的暗流涌动也不属古老传说，这就如二条平行的直线，它们是同时存在的，即使是无限远，也永远不存在交叉的可能。
　　对于王绾和李斯这二个人来说，他们就如那二条永不聚头的平行线，唯一可能出现的交叉来自于秦始皇，他可以是一座车站，让这二列火车短暂地相聚在一起。问题是，秦始皇支持并登上了李斯牌火车，并且踩足了油门，却让王绾在中途下了车。

　　黄海会议上所透露出来的那种自信，往后的事实会证明，其结果是非常糟的。
　　因为就在眼下，就在欢迎欢迎热烈欢迎的人群中，已然出现了一双眼睛，他那睿智但此刻显是偏于狂躁不安的心灵，他那冰霜之冷有如剑气的目光，俨然给春天般的帝国带来了一丝寒意。
　　比这严重的是，虽只是一丝寒意，却成了一种象征：一叶落，我们知道，秋天就要来了。
　　它代表萧杀。
　　人群中那一双异样的目光代表的就是这样一种萧杀。

　　一种普遍存在于那些曾经风光无限、而今虎落平阳的可怕情绪：复仇。
　　事实证明，王绾的预见没有错。
　　有一个人就带着这种按耐不住的情绪来了，他真地来了，他叫张良。
　　韩国人张良，字子房，曾经的公子哥儿，家世相当的阔。他的祖父当过三任韩王的国相，他的父亲当过二任韩王的国相，史称“五世相韩”。财产积累了不少，据说有千金之产。
　　千金之产多吗？多，完全可以上富布斯富豪榜－－《货殖列传》。
　　《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南阳孔氏，其先是魏国大梁（开封）人。秦国灭魏，迁孔氏于南阳。孔氏因便做起二道贩子的买卖，积财数千金。由此可见，千金之产不是小数目。
　　按理说，张良守着巨额祖产，三百家僮，也可以做一世土财主。睡到日头三杆才起床，推杯换盏到深夜，逍遥自在，无忧无虑。

　　问题是张良想这样的逍遥自在也不可能，命运支使他必须半夜起床，从事一项极为艰难而又分明是在玩命的工作－－猫在土坡背后，等待着那个目标的出现。
　　这样一类人，时下称为恐怖分子。
　　当年称为刺客，其行事风格颇类似于游侠。
　　在这里，我们估且以侠来分析刺客的性格特征。
　　所谓侠，是这样一种个性人生：言必行，行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阨困。翻成现代话来说就是，说话算数，一口唾沫一个钉，从不反悔，而且极讲哥们义气，两胁插刀那是常有的事，乃至于可以舍了这条小命去。
　　这是他们的可敬的长处，所谓“千里诵义者也”。

　　所不同的是，游侠多以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凛然气概出现，而刺客则往往流于亡命之徒。
　　当然，我们知道，人世间的事都是辩正的，喜忧参半，祸福无常，从无一杆子可以插到底的事。不管是刺客，还是游侠，他的致命弱点，恰也潜伏在其长处里。
　　从有死无二的豫让，到慷慨悲壮的荆柯，以及后面将要出现的那位扔铁锤的不知名的刺客，他们的人生似乎只能为这样的事轰轰烈烈，那就是义薄云天。
　　问题在于，这样的义薄云天，有一个前提条件，即只义于一家，只薄于一姓，一家一姓便是他们眼里的整个世界。用时下的行话来说就是，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
　　他们的致命弱点就在这里了，由于太过专注于一家一姓，他们有意忽视或者刻意漠视了，人世间原来还有这样一种秩序——大局。

　　这是一种比个体性命还要珍贵千万倍的秩序，因为它维系的是整体的利益，所谓大局为重。
　　这么说来，不识大体又有何大义可言呢？
　　这就是为什么，《史记》之后，历代官修史书不再开设《刺客列传》的原因，连《游侠列传》也一并绝了踪迹。
　　韩非子说了：侠以武犯禁。
　　因此，到了汉武帝时期，且不管是刺客还是游侠，一并镇压了去。
　　那么，何谓大局与大义呢？
　　我很喜欢金庸先生的一部小说——《神雕侠侣》，是书第二十回写到郭靖与杨过的对话。我相信，诸君只要读了这段对话，即可了然“大义”之所在，也可省得我再费那无用的笔墨了。
　　郭靖对杨过说道：“我辈练功学武，所为何事？行侠仗义、济人困厄固然乃是本份，但这只是侠之小者。江湖上所以尊称我一声‘郭大侠’，实因敬我为国为民、奋不顾身的助守襄阳。然我才力有限，不能为民解困，实在愧当‘大侠’两字。你聪明智慧过我十倍，将来成就定然远胜于我，这是不消说的。只盼你心头牢牢记着‘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八个字，日后名扬天下，成为受万民敬仰的真正大侠。”

　　为国为民，这才是侠之大者，这才是识大体。
　　在未受高人点化之前，张良也只是这样一个好冲动而不识大体的人，与后来成为刘邦帐下三杰之一的名垂青史的张良相较，完全是两幅模样。他与先前的荆柯和再先前的豫让一样，一心一意只想轰轰烈烈。
　　于是，某个月黑风高之夜，张良带着变卖财产所得来的钱财，上路了，他要买凶刺秦。
日期：2011-07-28　14:54:36

　　王绾的预见（2）
　　张家确实很有钱，这是有明确记载的，即使到韩国灭亡之后（公元前230），也依然有钱。
　　但就是这样的有钱，张良的弟弟死了，张良却没得闲钱安葬他，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这些年，张良鬼迷心窍似地专心专意只干一件事：悉以家财求客刺秦，为韩报仇。
　　可见，张良干这勾当不是一次二次，很可能是多次，至少也是蓄意多次。他是金钢钻钻木板，勇往直前，非得出这口恶气不可，至于身后事如何，他是不管的，终至弄得倾家荡产。
　　话虽如此，我的纳闷和张良的血气一样炽烈：张良虽不是旧贵族之后，但可以肯定，是旧势力之后，也就是说，是既得利益集团之后。对于这样的“富几代”，在帝国统一之后，他们为什么还那么有钱呢？换言之，秦始皇难道没有出台什么强硬的政策来对付他们，却任由他们依然锦衣玉食？
　　由此就牵出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秦帝国是如何对待六国之后的。
　　所谓英雄所见略同，有时也是大不相同。公元前221年，也即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当年，帝国出台过一个政策——徙天下豪富于咸阳。若干年后的汉初，刘邦也有过类似的举动，只不过，他徙的是“豪强”。我们常说，一字之差，差之千里，就体现在这里了，一“富”与一“强”，就把秦始皇与刘邦推行此一政策的着意点区别了开来。
　　豪富，字典的意思是，十分有钱的人，现代话叫超级富豪。而“豪强”则是指拥有某种强势势力的人，这当中可以包括他们的家族势力、社会地位、历史名声，以及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有钱没钱倒是其次。比如后来流亡吴中的项梁和项羽，尽管一贫如洗，其号召力却依然是那样的令人可惧。

　　对于后者，秦始皇是不怕的，因为他自信，通过帝国严密的法网、相对健全的户籍制度——前文已述，帝国执法官在外调犯罪事实的时候，需通过乡亭调查清楚疑犯的“名事里”，可见其户籍制度是相对成体系的，乃至于黔首们闹离婚，也得及时向政府报告——以及事实存在的军事威慑，相信是能够把他们控制住，令他们动弹不得，顶不次，也可以将他们改造成一介平民。
　　事实上，秦始皇的这一政策，取得了一定层面上的成功。翻阅历史，我发现，那些曾经贵为王侯的六国之后，还真泯然众人矣，要不是他们高贵的血统后来被群起的豪杰们所利用，还真要一直泯下去，直至了无踪迹。
　　比如那个可怜的客死异乡的楚怀王的孙子熊心，此时他在干什么呢？在民间替人放羊。后来也混水摸得一把鱼的魏咎、魏豹兄弟，魏之诸公子，魏灭时，“为庶人”，估计就是被废为平头百姓了。项梁起事之初，想多拉帮派壮声威，于是派张良找到曾经的韩国公子韩成，《史记》用了一个词，叫“求”，也就是多方寻找才找到，其境况怕是比牧羊好不了多少。如此等等。
　　因此，应该说，秦始皇此举的着眼点，其经济层面的考虑应该多于政治层面的考虑。

　　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前面提到过。
　　至于秦始皇“徙豪富”这一政策的深刻现实意义，且待后文再说。
　　当然，后来残酷的事实已经证明，秦始皇自信满满的所谓控制力，事实上并未奏效，且是彻底的失败了。当戍卒挥起竹竿当武器的时候，天下云起响应的，竟然就是那些被秦始皇所轻视的“齐诸田楚昭屈景”，他们七手八脚拆了帝国看似岿然不动的大厦，“楚人一炬，可怜焦土”，留下无尽的遗憾在人间。
　　有鉴于此，刘邦这才接受了刘敬的建议，极有针对性地采取“强干弱枝”之政策：“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后及豪杰名家居关中”。
　　非但六国之后，连带那些有着盘根错节之势力的豪杰名家，也在迁徙之列，将他们置于眼皮底下，形同监视居住，由此彻底斩断了他们借以滋事生非的土壤和利益链。
　　刘邦又适时开历史倒车，以刘姓子弟分王齐、楚故地。
　　这二项政策基本上可以看作是，刘邦对失败的秦朝政治的一种修正，对汉初政局的稳定，亦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秦始皇的加速度，没能获得高效益，却是撞得粉身碎骨。
　　他理应不曾想到，我们也替他感到婉惜。
　　后世史家将“徙豪富”与刘邦的“徙豪强”政策相提并论，应该是一种误判。
　　基于上述理由，张良才能扎根于故土，并且有余裕从事他的秘密工作。试想，如果当初秦始皇徙的是豪强，且把豪杰名家（张良理当算名家）也徙了，他还真这样出手阔绰的四处买凶吗？
　　非但不能，恐怕连吃饭都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