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的不说，就说为刘秀买马上京这一项，也是家里的一项沉重负担，不是说买就能够买的。不仅如此，家里还必须要考虑到刘秀及仆人的旅途开销以及今后的生活费用等其他问题。
　　大哥，二哥，妈妈，全家上下人等，为筹备刘秀上京的钱财的事情，着实愁眉不展了好些日子。
　　正当全家人，当然包括刘秀，都在为此事犯愁的时候，刘秀突然听说了自己的同学韩某，也打算和刘秀，邓禹一道去长安求学。

　　于是，刘秀与韩某二人一合计，决定他们两家合伙买头驴子去做脚力，帮助驮运书籍衣物等日常生活用品。驴虽然不比马健壮，但驴性温驯，也有耐力。主要的是，驴子价格跟马比起来算是十分便宜，可算是价廉物美，可以为穷苦的两家节省大笔费用。
　　临行时，刘秀打算自己跟同学及邓禹一道，独自上京，以便减轻家里的负担。但妈妈，大哥，二哥却对在如今的乱世中，刘秀孤身一人上京求学，很有些不放心。
　　于是，妈妈吩咐仆人刘安一同前往，以便照顾小少爷的安全和饮食起居。
　　就这样，刘秀和邓禹约好在京师汇合的地点后，就和韩同学凑了钱买好驴，由刘安驾着破旧的驴车，驮着书籍，带着鸽子， 换洗衣物等，匆匆地告别家人，风尘仆仆地向长安城驶去。
　　2

　　到了京师，刘秀才深深感觉到自己的渺小与无知。初到时，刘秀心里很有些忐忑不安，有些茫然失措甚至有些自叹自卑。
　　那里，到处都是高楼大厦和亭台楼角，假山池沼等。路上趾高气扬骑着骏马，驾着豪华的马车的都是一些衣袖光鲜的大人先生们，公侯贵族家的公主，小姐们。富豪人家更是比比皆是。
　　那里的市场上，到处都是从四面八方运来的新奇的东西。各种奇物在街市上买卖，堆积，看得刘秀眼花缭乱，只叹息自己的孤陋寡闻。
　　人们的思想开放，行为大胆放肆。青楼，红楼林立，斗鸡，赌马等娱乐活动都极为盛行。人们沉醉于富贵安乐的享受之中，似乎没有谁在考虑，会考虑自己，今后的命运乃至国家的命运。
　　幸好刘秀与邓禹等学子带着郡守的推荐信和家族族长的介绍信，刘秀，邓禹等才有幸见到了当朝权倾天下的国师公刘歆。
　　刘歆，字子骏。哀帝时为应谶纬而改名秀，字颖叔。宗正刘向的少子，西汉皇族，沛县（今江苏沛县）人。
　　刘歆的六世祖名刘交，字游，是汉高祖刘邦的同父异母弟。在刘邦抚定三秦，与项羽争夺天下时，刘交一直随侍在哥哥左右，很受哥哥亲信，所以在高祖六年，刘交就被高祖封为楚王。
　　　刘歆的四世祖刘戊有子五人，长子刘礼继承爵位，其余诸子皆封侯。吴楚七国之乱，刘戊兵败自杀。其子刘富，因反对叛乱，事前已奔逃京师，得以更封为红侯。
　　刘富的儿子刘辟强，学问出众，但不肯出仕。刘辟强的儿子刘德，就是刘歆的祖父，在昭帝，宣帝之世任宗正，赐爵关内侯，又封为阳城侯。

　　刘向为刘德的次子，十二岁时就以父荫任为辇郎，二十岁时为谏大夫。其后曾任散骑宗正给事中、光禄大夫，领校中五经秘书。
　　刘歆的祖辈多数都有做学问的传统。到刘歆成人之时，虽家世不如当初显赫，却仍凭着一个宗室的牌子在朝中占据一重要职位，“家产过百万”。
　　出于严格的家学渊源和个人的天赋，刘歆很早就以才学闻名。
　　成帝之初，亲信大臣就推荐说刘歆“欲通达有异材”。由此，刘歆就受到皇帝的召见，刘歆“诵读诗赋，（帝）甚悦之”，以至成帝想当场任命其为“得入禁中”的中常侍。只是由于掌权大将军王凤的反对而未能如愿。
　　史书上记载这一事件时说：“（帝）欲以（歆）为中常侍，召取衣冠。临当拜，左右皆曰：‘未晓大将军。’上曰：‘此小事，何须关大将军？’左右叩头争之。上于是语凤，凤以为不可，乃止。”
　　结果，刘歆只得到了一个待诏宦者署的黄门郎职位。

　　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成帝下令谒者陈农到各地搜求遗书，同时，将太常、太史博士、延阁、广内、秘室藏书集中到一起，由光禄大夫刘向负责，步兵校尉任宏、太史令尹咸、侍医李柱国、黄门郎刘歆等参加，对中秘之书，进行系统的整理编目工作。
　　刘向逝世不久，哀帝下令儿子刘歆继承父职，领校五经，以完成其父未竟之业。
　　两年以后，经过刘向、刘歆父子二十多年的努力，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组织的大规模图书整理编目工作。
　　刘歆对“五经”古文经典的整理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所特别爱好且最有研究的是《左传》 。
　　哀帝即位时，刘歆建议将《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哀帝下沼征询臣下对立《左传》博士的意见，同时让刘歆去跟今文经博士们讨论经义。今文博士“不肯置对”，拒绝设立古文经博士的建议。
　　这使刘歆十分恼火，他立即写了一篇驳斥太常博士的书文。

　　刘歆的《移让太常博士书》，是汉代经学史上一篇重要文献。它首先肯定了孔子与六艺的关系，认为孔子正乐、《雅》、《颂》，修《易》，序《书》，制《春秋》，“以纪帝王之道”，“夫子薨而微言绝，经历战国和暴秦”，“道术由是遂灭”。汉兴七八十年间，虽然经书颇出，广立学官，建置博士，但是，“离于全经，固已远矣”。接着，书中披露了孔壁古文《尚书》与《逸礼》发现的事实，

　　刘歆介绍了秘府所藏左丘明撰的《春秋》古文本，指责太常博士们“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最后强调指出，根据宣帝广立《毅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的成例，“义虽相反，尤并置之”，应当将古文经列为学官。“若必专己守残，党同门，嫉道真，违明诏，失圣意，以陷于文吏之议，甚为二三君子不取也”。

　　刘歆的言辞甚切，引起太常博士们的怨恨。
　　大司空师丹大怒，“奏歌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尽管哀帝袒护刘歆，以为“歆欲广道术，亦何以为非毁哉？”但刘歆终究得罪了当权大臣，又为今文博士们所讪谤，被迫离京去当地方官。数年后以病免官，居家不出。
　　平帝即位，王莽操纵朝政，重新起用刘歆。王莽自比周公，号“安汉公”，追封周公和孔子的后代，追溢孔子曰“褒成宣尼公”。在这些活动的背后，包藏着王莽篡汉的祸心；而刘歆成了五莽政治阴谋的追随者。
　　但这时刘歆倡导古文经学，已经丧失了学术意义，成为王莽政治阴谋活动的一个部分。
　　壬莽篡汉建立“新”朝后，刘歆成为国师，号“嘉新公”。王莽改制时，始称《周官》为《周礼》，根据《周礼》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专念稽古之事”。

　　同样，刘歆以古文经学服务于王莽的改制活动，建置《周官经》博士。
　　当时，左将军公孙禄就对王莽说：“国师嘉信公颠倒五经，毁师法，令学士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