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按一人三百天计算，耗粮近18斛，非牛力不能胜任。牛自身又须携带食物，加起来共计20斛，实在太重了。况且胡地多是沙漠，无水无草，根据以往的经验，军出未满百日，牛多已死掉，余下的军粮很难靠人力搬运。

　　四、胡地秋冬甚寒，春夏风大，所以很难携带大量生活必需品。再者部队长期野战，更难于适应那里四时多变的气候，因此必有疾役之忧。前人伐胡，不过百日，非不欲久，实在是环境太恶劣了。
　　五、部队随身携带辎重，机动之师必然不多，行军速度也必然缓慢。如果敌人逃遁，我方难以追赶，如与敌人遭遇，我军难与敌人力战，如遇险阻，我军首尾相衔，宛如长蛇。此时敌人发起攻击，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臣以为如此耗竭海内民力，此战未必成功，所以忧心重重，希望陛下能够改变进军方略。
　　如今，既然陛下已经执意发兵，就应命令先至者迅速出击。不必等待其他部队的到来，出其不意，打击敌人。
　　因此，今臣等请求皇上给予将领们足够的机动权利，率先深入敌境，打击胡虏。希望圣上批准！”

　　严尤的一席话说得有理有据，难以辩驳。他既总结了历史上的经验与教训，又透辟地分析了当前的具体困难；既想到了民众的疾苦，又考虑到国家的安危。
　　但王莽依然一意孤行，执意不听，立即驳回了严尤的建议。
　　从此以后，大将军严尤饱受冷落，轻视，也越发灰心丧气。
　　日期：2011-01-23　19:44:34
　　第六回孤注一掷王莽出兵 破釜沉舟刘秀发威(2)

　　　那时不久，王莽又下旨让高句丽出兵，配合他攻打匈奴。但高句丽与匈奴并无宿怨，不愿意接受王莽的旨令，迟迟地按兵不动。
　　王莽深感大失面子，于是催迫甚急。结果，逼得一些高句丽人出逃，成为骚扰边境的流寇。辽西大尹田谭尾追镇压，也被其所杀。
　　乱子闹大了，地方官们为了推卸自己的罪责，就把错误扣到归顺中国的高句丽侯身上，要求惩罚高句丽侯，以警戒高句丽人。
　　这时，也只有严尤表示反对。
　　他反驳说：“高句丽人犯法逃逸，并不是高句丽侯造成的；即使高句丽侯真有它心，也应命令地方当局对他进行安抚才是。如果高句丽侯也跟着匈奴参与叛乱，夫余等族必然起而响应。没等我们那里战胜匈奴，这里夫余、穢貉又都反了，这可是我们最值得忧虑的大事啊！”

　　王莽一听严尤的建议就很不高兴，他当即拒绝采纳严尤的安抚政策。照旧命令转运军队和粮食，引起天下骚动。
　　当时，屯守边境的官吏士兵行为放纵，内地百姓愁于征发粮食物资和劳役，有些地方的人民就放弃了自己祖祖辈辈居住的城郭，流亡为盗贼。而以并州（州名，辖有今内蒙古自治区南部、山西省大部和河北省西部等地区）、平州最为严重。
　　王莽令七公、六卿都兼将军称号，派著武将军逯并等人镇守名都。中郎将、绣衣执法各五十五人，分别镇守沿边大郡，试图安抚百姓。
　　然而，那些奉命监视擅自兴兵作乱的大奸猾的人，都乘便在外作奸犯科，挠乱州郡。他们公然像市场交易一样地行贿受贿，侵渔百姓。
　　王莽闻知官吏，将领们的作奸犯科，很是震怒，就下诏书严厉责备：“从今天起，再有胆敢犯此法的，立即逮捕，开列姓名奏报！”

　　然而，朝廷的法律法令已经不起任何作用，他们仍然放纵自若。
　　北疆自宣帝以来，边塞几代人都不见狼烟烽火的警报，人民旺盛，牛马布野。
　　等到王莽挠乱匈奴，与匈奴为敌开战，边民死亡、被俘，死伤累累。数年之间，北部边境虚空，原野出现了暴露的尸骨。
　　王莽的外交政策，也是对内政策的延续。
　　对内，王莽要扮演救世主的角色；对外，王莽是“天下”的最高统治者。

　　王莽对匈奴发明了“挠乱”政策：刺激他们的敏感部位，先是派人搜寻、利诱早年的呼韩邪单于（王昭君“和亲”的单于）的后代，打算逐步把他们封为十五个小单于，用来分裂匈奴，并取代现任单于；
　　在细小事情上，他也破坏原来的信任关系，制造疑隙，无聊之至地收回单于的玉玺，易之为“章”；集结三十万军队，准备攻打匈奴，从而破坏了维系数十年之久的北部边境的和平。
　　所谓“挠乱”，其实就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老子》云：“治大国如烹小鲜”，为政治民，最忌讳来回折腾官民百姓。
　　中国历代文治中的“上无为而民自化，上无事而民自富，上无欲而民自朴”，实为治平天下的不刊之论。
　　治理天下，从问题出发，不得已而为之。与此相反的路线，则是王莽的，要实现古代的某种模式或未来的某种理想，从“利天下”出发，“挠乱”百姓，结果必定是天下大乱。
　　王莽的动机且按下不论，其所作所为，可概括为“内则挠乱百姓，外则挠乱四邻”，从此天下纷纷，四境多事，民不聊生。

　　王莽的“龙椅”也就驾在了火山口上，随时面临着覆灭。
　　后来，也不出严尤所料，东北少数族穢貉等果然反叛朝廷。
　　严尤在王莽的集团中，可以说的确算是一个佼佼者。他眼光锐敏、头脑清醒、办事干练。然而，却得不到王莽的信任。
　　他虽然对王莽的一系列对外政策很不满意，但却对王莽始终怀有深厚的感情，让他对王莽始终忠心耿耿，充满着愚忠的情绪。
　　　“是啊，回想起来，过去汉帝国的皇帝给了自己什么呢？自己空怀一腔热血、满腹经纶，却只有蛰居草野，一名不文，默默无闻。”严尤在心中叹息。

　　　“是新皇帝不拘一格降人才，方使自己登上了政治舞台，才有了今天的赫赫功名。
　　常言道“士为知己者死”，死而何憾呢？”
　　严尤也知道皇上王莽的性格浮躁多动，不能一日无事；每有所复兴创立，动不动总想摹仿古人，不分析实际情况，制度又变化不定。官吏趁机作奸，天下愁怨之声四起，大量的人民陷入刑狱。
　　其实，皇上王莽并不是完全不知道人民的愁怨。
　　于是，他总是下诏书，试图用行政手段解决问题决。

　　比如他下旨说：“那些谋生的王田，都可以出卖，不必拘泥与法律。凡私下买卖人口的，一律不予处罚。”曾经试图缓解社会矛盾。
　　然而，同他的其他的政策法令一样，那些政策法令大都荒谬混乱，而且前后矛盾。刑罚残酷，赋税烦苛，一切如故，并没有因一纸圣旨而发生根本的改变，更加招致百姓们的怨恨。
　　严尤深刻地了解皇上，那些全然无视社会规律和因果关系，一味地摹仿古人，满脑袋奇思怪想的法令和政策，其实也并非出于他自己的恶意，而是寄托着他自己的美好的理想的。
　　王莽始终认为他自己就是当今圣人，百姓官吏都是他的附首贴耳的奴才。只需他一声令下，臣民们就都会认真学习，坚决地贯彻执行，把一切做得都像自己设想的那般美好。
　　而他从未设想过自己的措施，会损害某些人的利益，招致他们的反对，遭遇极大的阻力，甚至遭遇武力抗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