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自近代以来，欧洲各国之间彼此打得昏天黑地，谁也没法分出太多精力去打美国的主意，相反屡屡为美国人做嫁衣：美国独立本身就是英法争霸的产物；后来法国人向美国卖路易斯安那，沙俄卖阿拉斯加，都是为了给英国人搅局；美国能打赢美西战争，得到南美和菲律宾，也是因为西班牙在欧洲的混战中已经被打残了；后来能够搞“利益均沾”，也是因为欧洲列强之间的分歧给美国人提供了活动空间；而两次世界大战则最终成就了美国的霸主地位。

　　这几条是美国自身所没法主导的，可以说是凭运气，但剩下的几件事则完全是凭借其决策和意志完成的：
　　1. 完成了自身内部的两次大调整。一次是南北战争，除了避免国家分裂以外，更重要的是解决了经济二元化的问题，为工商业发展扫清了道路。另一次是借经济危机，推行了罗斯福新政，让资本家们的贪婪有所收敛，分出部分利益使中产阶级得以壮大，优化了财富的分配结构，大大缓解了资本主义周期律的影响。两次调整，一次是通过内战，一次是通过独裁政治，都是靠强制力完成的，和美国人现在所鼓吹的“新自由主义精神”完全是南辕北辙。这是美国崛起最根本的因素。

　　2. 在国家发展的初期，经济和政治上都保持了一定的封闭性。经济上通过关税壁垒，避免处于强势地位的欧洲资本对本国工商业形成冲击；政治上奉行孤立主义，不参与欧洲各国的纷争，不“选边站”，甚至退出国联。总之那时的美国经常是做“不负责任”的大国。
　　3. 创新。落后者向领先者学习这种模式根本就不是竞争的常态。我们常说的所谓“后发优势”，也就是把领先者早就玩明白了的东西拿来玩，其实只是在自己特别落后的阶段才有效，比如美国最初“山寨”英国工业革命的成果，等到了“不太落后”的阶段，就只剩下面对人家“先发优势”的份儿了——就像德国面对英国。这里所说的创新，一个是指美国所引导的第二次技术革命；另一个是指在对待亚非拉国家时，美国“软控制”取代传统的殖民统治。

　　4. 对外战争中基本上都只“捏软柿子”，从不去赌国运。这其实也可以说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美国的对外战争其实是在做生意，这种稳妥的战略保证了它在历史上多数的“投资”都做到了低风险、高回报，最不济最后也能全身而退，保证“低风险”。
　　5. 取得了夏威夷、关岛、菲律宾等一系列太平洋上的岛屿，同时开凿了巴拿马运河，使得美国通过海洋影响亚欧大陆事务时，获得了地缘优势，可以做到进退自如。
　　日期：2011-04-25　08:40:45
　　8、十月革命与“第三种选择”
　　从单个事件的规模上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确实是一场空前（但不绝后）的浩劫——战争涉及亚、欧、非三大洲，波及15亿人，总共死了1000多万人。不过就历史影响而言，它只能算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历史的改变不是在这4年里完成的，而是在这之前“积蓄、发酵”了好几十年。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19世纪到20世纪初这段时间里，战争其实就从来没有断过，而且密度越来越大。前面我们几次提到资本主义存在一个死结，即一方面资本家们生产的东西越来越多；另一方面由于资本家的存在，也就是剥削的存在，老百姓的购买力增长赶不上产品增加的速度。等需求和供给之间的缺口大到一定程度以后，经济循环也就搞不下去了，这就意味着经济危机来了。在当时，国家解决问题只有两种方法：要么冲内，去抢穷人，方式很多，最常用的就是通胀；要么冲外，通过打仗去抢别人，具体到19世纪到20世纪初，就是去抢殖民地，这自然就是要打仗。在这段时间里，人类先后搞了两次工业革命，生产效率大大地提高了，而与此同时，各国的资本家都在搞“原教旨主义”市场经济。所以在当时，生产效率提高的速度远高于工人待遇提高的速度，需求和供给之间缺口拉大的速度因此大大加快。于是我们看见，资本主义国家一个个都在高歌猛进，经济总量越来越高，工业化程度和技术水平越来越高，而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经济危机出现频率越来越高，自然战争出现的频率也越来越高，规模越来越大。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这一系列战争中的超级版本，是矛盾累积到最后的产物。

　　俄国的十月革命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的——在资本主义的框架下，俄国两种方法都走不通：抢穷人，穷人已经被压榨到极限了；抢别人，还打不过人家。两条路都走不通，最后就只能是系统崩溃了。新的系统是由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来建立的，具体过程我们这里同样不加赘述。需要注意的是，对苏联而言，共产主义其实还只是思想上的信仰，就经济运行模式而言，苏联经济其实应该算是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具体一点说，苏联工人的劳动也是存在剩余价值的，但这个剩余价值不归哪个资本家，而是由苏维埃政权来统一调配的，通过行政指令的形式，这些剩余价值被用于公共事务或是投入到扩大生产中去，一切都是有序和可控的，所以资本主义周期律在这里也就不起作用了。而在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运转中，搞国家资本主义的苏联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其实没有什么不同，不考虑政治因素的话，彼此要做生意没什么体制上的障碍。对比搞资本主义的国家，苏联的这套体制最大限度地保证了人与人之间，财富和权力分配的公平性，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苏联人民“活得更有尊严”，这又调动起了人民劳动的积极性——所谓“要公平还是要效率”原本就是一个伪命题，这两样东西本来就不是相斥的。到后面搞战时共产主义也好，新经济政策也好，政治上列宁的民主也好，斯大林的集中也好，这些其实都是技术层面的问题，苏联经济的实质是国家资本主义，这一点从未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