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富国，是因为没有钱，财政赤字，赵顼穷得连登基大典给员工发红包的钱都没有，穷则思变。

　　要强兵，北宋帝国养着百兵“精兵”却打不过契丹、打不过西夏人，最后还得皇帝掏腰包解决边事问题，皇帝没有面子，也心痛银子。
　　无论是基于富国的目的还是强兵的目的，对皇帝来说，对军队和改革势在必行。帝国近百万大军，拿着国家近六分之五的财政收入，还不能打仗，谁当老板都不乐意。
　　但对军队的改革又是必须谨慎的，军队是一个帝国的权力保障，改革既要替国家节省下开支，又要能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同时还不能引起部队大的动荡。
　　王安石要做的这道题，难度不小。
　　王安石交给皇帝的答题试卷里，对军队开出了二剂药方。

　　一曰将兵法，一曰保甲法。
　　在王安石搞将兵法之前，帝国执行的是一套叫更戍法（又称出戍法）的兵役制度，想出这个天才办法的是“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北宋第一宰相赵普，驻京禁军与外地驻军定期进行轮换，目的当然是为了防止武将坐大，让将不知兵，兵不知将。
　　将兵法谈不上改革，只是对帝国一直以来将兵分离而造成战斗力低下的一种改良，又变相的走回了隋唐时期的老路子，此举一定程度提高了帝国的军事战斗力，但整个帝国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决定了帝国不可能给予武将们过多的权限，将兵法也只是在局部地区实行，而在神宗时代的政治高层，一样没有武将们的发言权。
　　在王安石的诸多改革中，将兵法也许是政敌们攻击得最少的一条，原因很简单，政敌们认为这起不了多大作用，对帝国的危害相比较其它政策来不值一提。
　　保甲法，才是王安石祭出的最惊艳的一招。

　　把部队缩编了，还要提高整个帝国的军事实力，王安石如何鱼与熊掌兼得。
　　——保甲法
　　熙宁三年北宋帝国颁行保甲法。全国各地的农村住户，不论主客，每十家（后改为五家）组成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家有两个男丁的，出一人为保丁。
　　保丁们农闲时集合进行军训；夜间进行巡查，维持治安。
　　每保设有保长，保正、都保正，一般由当地比较富裕的地主头头担任。

　　在王安石看来，保甲法既可以使各地壮丁接受军训，成为帝国正规部门的一种辅助力量，
　　既节省国家的大量军费，又可以建立严密的治安网，把各地人民按照保甲编制起来，以便稳定封建秩序。
　　保甲法其实并不是横空出世的天外来物，早在春秋时期，齐国就已经实施了什伍里甲制，十家为什，五家为伍，什有什长，伍有伍长。什长伍长负责闾里治安，一旦发现形迹可疑者要及时上报，使“奔亡者无所匿，迁徙者无所容”，秦国商鞅变法继续将什伍里甲制放扬光大，后来为各代统治者所推荐。
　　粗看起来王安石的保甲法也是新瓶装旧酒，并没有什么新颖之处。
　　但对王安石来说，保甲法不仅仅是维护地方治安，加强政府对百姓的控制力这么简单，他心中的保甲法，是“足以除盗，固可渐习其兵，既人人能射，又为旗鼓变耳目，….然后使其与募兵相参”。

　　撤减兵源，缺失的兵力何处补充，王安石从保甲法里给出答案——全民皆兵。
　　为了加强保丁的军事素质，北宋帝国进行了二大举措，一曰上番，一曰教阅。
　　上番就是加强保丁的军事培训工作，熙宁五年，北宋帝国先后发布了两道命令，令各地保丁到各地巡检司和县尉进行“上番”，进行军训，时间各地不等，通常为十天半月。
　　上番保丁人数众多，时间短，效果也顶多和现在高中生大学生军训相当，这点宋廷也有自知之明，相比较而言，他们对教阅更为重视，力度更大。
　　为了鼓励保丁们农闲练好武艺，保家卫国，各保可以推举出武艺高强的保丁，推举者可以获得升官或免税的资格，而宋廷在每年十月至次年一月，在州县对各保推举的精英保丁们进行军事培训，曰教阅，教阅的时间为一月。

　　到了元丰时期，宋廷又实行团教和集教，设置11教所，禁军教头二百七，都教头三十，对大保长进行军事训练，大保长学成毕业后，又在辖区内对保长保丁们进行军事培训。
　　宋帝国对加强保丁们培训工作是费尽苦心，据元丰四年的统计，开封与陕西河北河东五路参加教阅的保丁、大小保长和都保正达69万人次。
　　为此帝国设立了一个专门的机构，提举保甲司，专门负责保甲的教阅事宜。
　　到元丰年间，整个北宋帝国的保甲数达到693万人，这个数字是令王安石和赵顼骄傲的，花钱的兵少了，却多了几百万同样能“打仗”的子民，还用看西夏人契丹人的脸色吗？
　　打着革新的牌子，王安石其实走的是一条老路，叫寓兵于民，兵民一体。那是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前期（春秋至南北朝）的特有产物。

　　本质上来说就是将帝国军士的专业化慢慢退变为业余化，这注定了王安石这一军事变革失败的必然命运。
　　轰轰烈烈的保甲法，达到了王安石和赵顼所预期的强兵目的吗？答案是没有，帝国中后期长时期拥有所谓几百万保丁，但却从未有过一次军事行动中使用过这些“军事力量”，元丰四年帝国征伐西夏，本来开始准备在开封和陕西一带征集万余保丁参加这次西征，西征主帅之一的宦官王中正一听连忙上奏折，说就算缺兵也不能拿保丁来充数，让朝廷取消了这一疯狂的想法。

　　后来金人入侵，快速抵达帝国的首都，很遗憾，没有看到帝国的几百万民兵组织对金人的入侵作出任何一丝阻击作用。
　　王安石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军队这东西，还真不能搞业余化。
　　而保甲法带来的其它影响呢？那就很多了，帝国的旧党们都把笔笔记录在案。
　　首先是保甲法实施的基本举措，上番和教阅，这成了保丁们背上沉重的包袱，上头的文件一下，不管你地里是不是还有粮没收，家里圈中的母猪是不是病了，都得去县里参加集训，私逃上番，杖七十，不赴教阅，许小杖科阅，不过七十。农民多了一项沉重的义务。而保正、保长，都保长、巡检等各级官吏则多了一项欺诈盘剥百姓的权利。

　　于是就有了保丁为了逃避教阅而自残身体的极端事件，还有不堪盘剥的保丁们群起反抗官府在各地群出不穷。
　　而拥有了一定军事实力的保正们，很多则成了地方一霸（如晁盖），为非作歹，作奸犯科，地方官府却无法对其进行惩罚和制约。
　　到后来帝国“盗贼横行，多保甲也”，这是变法者王安石绝对想不到的后果。
　　当然，这都不是最坏的结果，最坏的结果远远没有写在纸面上。
　　从太祖赵匡胤建立这个帝国伊始，他给这个帝国铺垫下的军事基调叫守内虚外。
　　不管后世对这个策略如何批评，它是有它一定的现实意义的。
　　对于北宋帝国这个一个集权制封建帝国来说，帝国的首都是心脏，是枢纽，是灵魂，保证了首都的安全和正常，是这个帝国正常运转的一切前提。

　　所以赵匡胤将帝国一半以上的精锐兵力放在了开封地区，保力保障帝国的心脏。
　　从立国之初失却幽云地区的屏障后，帝国并不惧怕北方游牧民族对边界一刀一枪的蚕食，更为恐惧的是马上民族对帝国心脏的突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