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初，身为宦官中使的郭里旻喝醉酒后违犯夜间行人不准在京城大街上行走的禁夜法令被杖杀。尽管唐朝都城长安有着严格的禁夜制度，但因为违禁被杖杀的还是一个很特殊的个例，更何况这个被打死的人是有一定级别的宦官而不是那种端茶跑腿的小喽罗。郭里旻被杖杀不是一般人能够做主的，宦官们感到一种压力，多少年来还没有人敢在他们头上动土。宦官的事情是皇家内部事务，有着一套自行处理的体系，而郭里旻被杖杀显然是把内部的事情拿到外部大庭广众面前去处理，也是给外界一个明显的信号那就是宦官是可以动的。看到事情背后文章的宦官们需要保护自己，而保护自己的最好方式是打压对手，彼消此长。宦官们的对手是朝官，这次制举考试的试卷成为宦官打压朝官的一个突破口。

　　牛僧孺、李宗闵、皇甫湜三个人的试卷原文只有皇甫湜的保存了下来，有意思的是这三个人中也只有皇甫湜的职位最低，牛、李二人都位至宰相，皇甫湜只是工部郎中。皇甫湜在试卷中希望皇帝能够去“汉末之祸”，“汉末之祸”指的是东汉末年宦官的祸端。《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在《后汉书•宦官传》篇后写到：“自古丧大业绝宗烟者，其所渐有由矣。三代以嬖色取祸，赢氏以奢虐致灾，西京自外戚失祚，东都缘阉尹倾国。”范晔认为夏朝亡国是因为末嬉这个女子，殷商亡国是因为纣王宠幸妲己，西周亡国是因为褒姒迷惑周王，秦朝亡国是因为暴政所致，西汉亡国是因为外戚王莽篡权，而东汉则是因为宦官阉党颠覆了国家。

　　“汉末之祸”对于宦官来说是一个很敏感的词汇，他们会极力屏蔽之。
　　皇甫湜还写到：“夫裔夷亏残之微，褊俭之徒，皂隶之职，岂可使之掌王命，握兵柄，内膺心腹之寄，外当耳目之任乎？”这里面的“亏残之微”则是直接指向宦官们被阉割的特征。
　　宦官们向唐宪宗诉说他们认为的不公正待遇，就像一个大户人家的奴仆向主人诉说受到了欺辱，一些日夜追随在唐宪宗身边的宦官们很了解皇帝主子的心理，就像一位夫人的贴身丫鬟了解夫人的一举一动。这种诉说应了中国的一句俗话：“打狗还要看主人”，话俗理不俗。
　　唐宪宗为了安抚宦官不得不改变初衷对和制举考试相关的人员进行了处理。
　　唐宪宗在位十多年中没有屈服于藩镇，当着藩镇以武力相逼的时候，当着藩镇以血腥的刺杀相威吓的时候，都没有能够改变宪宗的意志。唐宪宗也没有屈从于宰相，宪宗一朝所任用的宰相可以说是人才济济，在唐王朝历史中次于唐太宗贞观年间和唐玄宗开元年间，可以排在第三位，但这些宰相都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甚至包括在淮西一战中建立功勋的裴度也是说免就免。

　　但唐宪宗迁就了宦官，虽说他在为期间也曾打压过宦官，但这种打压并不是伤筋动骨式的，它或是出于一时之需，或是为了证明自己是一个英明的天子。
　　这种针对宦官的迁就并不是因为唐宪宗惧怕宦官，事情的更深层次原因在于他并不认为宦官的行为是一个问题，元和六年的时候，从小就跟随在唐宪宗身边以至于炙手可热竟然充当统帅领兵征战的宦官吐突承璀牵扯到一件买卖官爵的事情，唐宪宗把他下放到淮南去当监军，在谈到自己这个决定的时候唐宪宗很轻松的说，吐突承璀只不过是我的一个家奴，家奴是听凭主人发遣的，以前看在一直跟随在我身边的份上额外照顾他，不过他如果犯了法我处理他就像拔掉一个牛毛那样容易。就像辞退一名惹下祸端的“临时聘用人员”。

　　在唐宪宗心目中宦官始终在他的掌握之中，没有也不可能造成大的危害，那些针对宦官的过于严厉的抨击是在夸大其辞。
　　当局者迷，对于宦官的看法大多数朝官和唐宪宗的意见相左，在他们看来宦官的问题并不像皇帝所想象的那样是小事一桩。我们可以列出一份在这次制举考试中被处理的人员名单，他们是裴垍、王涯、杨于陵、韦贯之、牛僧孺、李宗闵、皇甫湜、李益等，抛开他们政绩各有优劣品行各不相同不谈，这些人可以说是精英分子，其中裴垍、王涯、韦贯之、牛僧孺、李宗闵先后成为宰相。他们对于宦官问题的见解是一致的，那就是宦官得势是附生在帝国肌体上的毒瘤，他们知道对于帝国来说藩镇是危害帝国肌体的一个方面，宦官也是一个方面，不能简单的说两者孰轻孰重，这两者都是可以致命的。

　　世界上有两种执迷不悟，一种是糊涂者的执迷不悟，糊涂者根本就不知道错误所在，比如晋惠帝。晋朝的时候由于战乱不止老百姓流离失所没有饭吃，有人向晋惠帝反映这个情况，晋惠帝很不理解的反问没有饭吃可以喝肉粥他们为什么不去喝肉粥？晋惠帝犯傻因为他就是一个低能儿，写历史的人说晋惠帝是“戇騃”，就是那种憨傻。而另一种执迷不悟是精明者的执迷不悟，精明者之所以执迷不悟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根本就没有错误。皮之不附毛将焉存？没有错误就谈不上执迷更不用觉悟。唐宪宗对于宦官的态度就是精明的执迷不悟，这种执迷不悟最终将养虎成患。

　　在宣布制举考试主考官之一的杨于陵调任岭南节度使的第二天，一项符合宦官心愿的任命发布了。
　　日期：2011-11-13　20:03:53
　　在这项任命中，已经回到京师的原荆南节度使裴均被任命为右仆射、判度支，右仆射在官秩上虽说是从二品，但在当时更多的是荣誉性的象征，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权力和事务，而度支却是实权职务，掌管着国家的经济收支。
　　裴均是依靠宦官势力得到这些职务的，朝廷中大多数朝官对于他的为人处事表示不屑，当他出任新的职务后就引发了一次争执。那是一次上朝的时候，裴均站位的超越了自己应该站立的界限。朝廷的官员在朝堂上站立叫做站班，站班的时候有着严格的纪律，每个级别的官员都有自己相应的位置，不能超越，不能走动说话，在朝堂现场有御史台的御史们进行监察。唐太宗的时候，大臣韦挺站班时离开自己的位置和江夏王李道宗窃窃私语，殿中侍御史唐临立即快步走到李道宗面前批评他说你乱了朝班。李道宗急忙辩解说我是在和大臣说一些事情，唐临毫不犹豫的说那么这个大臣也违犯了朝堂的纪律，韦挺一听赶快退回了原地。唐临纠正朝堂违纪现象先拿王室成员开刀，在场的文武百官都感到一种震慑力。

　　当裴均越位站立之后，负责在现场监察所有官员礼仪的御史中丞卢坦立即出面纠正违章，他首先缉手行礼——这是一个礼貌程序——然后请裴均后退，裴均不服，卢坦说你必须退回去，裴均磨磨蹭蹭，卢坦大声说，当年姚南仲当仆射的时候已经确定了站立的位置，你必须退回到那个位置上去。裴均很不以为然的的反问凭什么以姚南仲为范例。卢坦就等着这句话，他严肃的告诉裴均，姚南仲又不是宦官中使，他是一个坚持原则不去巴结权贵的人，为什么不能成为范例？

　　姚南仲的事情还要追朔到十多年之前。
　　唐德宗贞元十三年，姚南仲被任命为义成军节度使。义成军又叫郑、滑，顾名思义就是管辖着郑州、滑州等中原重镇。唐德宗派往义成军的监军是宦官薛盈珍，当薛盈珍听到姚南仲要来当节度使的消息后很不以为然，在一次节度府文武官员参加的会议上他发表感言说，姚南仲是书生一个，根本就不具备将帅之才。言外之意是义成节度府的重担将会落在他薛盈珍这个监军的肩上，他将为皇帝挑起这副重担。

　　此时卢坦正在义成军节度府担任判官，此前薛盈珍就频繁的插手节度府的具体事务企图揽取大权，卢坦曾经据理力争。这次听了薛盈珍的感言之后卢坦分析了节度府未来发展走向，他认为姚南仲外表上看起来是一个文雅柔和的人，但实际上却有着刚强的性格，这种性格的人绝对不会容忍监军干涉本属于自己的事务，何况监军干涉府事本身就是不符合王朝典制的。如此一来身为监军的薛盈珍必定不会善罢甘休，双方会因此交恶，义成军这个地方是不会安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