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五年对于唐宪宗李纯来说可谓流年不利，讨伐镇州王承宗的战役如同一些大臣所预料的那样以朝廷屈服而告终，成为一场错误的战役。造成错误的原因诸多，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征讨主帅的任用，唐宪宗一反常态而且力排众议任命宦官吐突承璀统军。宦官由监军上升为统军是唐宪宗的一大创举，这个创举遭到很多大臣的反对，那些反对的奏章纷纷飞到唐宪宗面前又像雪花落地一般悄然无声瞬间消融。吐突承璀非常自信的认定自己能够为皇上争光，当他离开长安城前往前线的时候唐宪宗亲自到通化门送行以示力挺。但有些事情上自信是一回事结果却是另一回事，不懂军事可以学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但有个代价问题，搞不好会“出师未捷身先死”。吐突承璀近乎无功而返，整个征讨行动调动了数十万军队，耗费了七百多万缗钱物，反倒让藩镇证实了一条经验：坚持下去就是胜利。

　　征讨王承宗的战役是唐宪宗当上皇帝之后的重大失误。有一句歌颂性的话说敬仰君王就像仰望天上的北斗，同时古人还有另外一句话，孔子的学生子贡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唐宪宗这次失误就像日偏食，人们看得清清楚楚原来日头也有不全的时候。皇帝的英明遭到了怀疑。
　　当英明出现一个破洞时就要修补，一件衣裳有了破洞可以用针线织起来，技术允许的话再在织补处绣出一朵花。重新任命一位宰相就是修补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这个宰相要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他应该具有众望，当人们看到这个人选的时候会感觉到皇帝还是英明的；其次他还必须在抑制藩镇的问题上和皇帝保持一致，这也等于向外界发出一个信号那就是皇帝不会因为一次失误而改变既定的方针；再者他应该是一个熟悉政事并且能挑重担的人，不能把事情往皇帝肩上匀。

　　李吉甫成为符合条件的人选。
　　李吉甫在和宪宗皇帝的谈话中讲了一件事，他说我在返回京师的路上看见朝廷的使者前往淮西给吴少阳送节钺，我当时心里很不舒服。
　　唐宪宗心里也不舒服，解决淮西的机会是他自己丧失的，最终只得承认吴少阳的地位。既然连皇帝也不舒服，就要有人为此负起责任，这个人就是宰相李藩。当时主张安抚淮西的宰相李藩被免去了宰相职务。
　　李吉甫重返宰相岗位后做的一件大事就是裁员。
　　庞大的唐帝国在财政上面临着一些问题，身为宰相的李吉甫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早在元和二年他就撰写了《元和国计簿》，详细分析了国家的财政收支状况。当时帝国共有四十一个方镇，二百九十五个州府，一千四百三十三个县。出于各种原因包括名正言顺的和名不正言不顺的在这二百九十五个州府中相当多的州并不向朝廷申报户口数据。一个州的户口数据是朝廷征收税赋的依据，这些州既然不向中央申报户口也就意味着他们不给国家交纳税赋。真正向国家交纳税赋的只有四十九个州。这四十九个州官方统计的户口数为一百四十四万户，而当时仅是国家供给的士兵就有八十三万多，这样算下来基本上是两户纳税户就要供给一个士兵。这还是正常情况下的支出，没有考虑到因自然灾害或战争临时发生的支出。

　　这就是头大身子小，医学上可以诊断为营养不良，解决这个问题既要开源也要节流，裁减官员就是节流的手段之一。
　　元和六年六月，李吉甫上奏宪宗皇帝请求裁减朝廷官员。
　　李吉甫在谈到裁员的必要性时说，自从秦代以来国家官员最多的就是本朝了，中央机关和各地方政府由国家财政供给的官员有一万多人。自从天宝末年国家战乱以来，中原一带国家常备兵力达八十多万，这是财政支出的一个大项。现今人口中还有商人、僧人、道士等不从事农业生产的阶层，这些人是不打粮食的。八十多万的军队和那些不从事农业生产的阶层以及朝廷的官员都是消费阶层，这三者相加的数量已经占到适龄劳动力总数的十分之六、七。现在国家的状况是十分之三的人劳筋苦骨养活着十分之七的等待穿衣和吃饭的人，这对于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来说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李吉甫认为是到了裁减官员冗员的时候了，节省开支应该从官员做起。
　　重新审定官员编制和俸禄的工作由几位有名望的大臣负责，他们是给事中段中平，中书舍人韦贯之，兵部侍郎许孟容，户部侍郎李绛，这其中韦贯之和李绛后来都成为宰相。三个月后审定工作结束，总共裁减了八百零八名正式官员和一千七百六十九名流外人员（相当于聘用人员）。
　　八零八这个数字现在看起来并不算多，但是在唐代已经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了。唐朝代宗大历年间朝廷职官的正式编制是一万八千八百零五名，其中中央官员二千六百二十名，地方官员一万六千一百八十五名。按照这个比例大约是二十多人中裁减一人。
　　唐宪宗对于李吉甫是信任的，“帝尊任之，官而不名”，宪宗在称呼李吉甫的时候采用的是官职这种尊称而不是直接叫名字。人们都说李吉甫和宰相李藩不合，宪宗就免去了李藩的宰相职务，这是在为李吉甫创造条件。唐朝的皇帝在退朝之后会请大臣到内宫的延英殿商谈国事，唐宪宗和李吉甫在延英殿一谈就是五刻。古时候一昼夜分为１００刻，折算下来每刻不到１５分钟。

　　不过信任不等于放任，事情都是有一个度的，过了度就会走向反面。唐宪宗也不会忘记敲打（或者说是鞭策）李吉甫。
　　日期：2011-11-22　20:52:23
　　孔子说要成就伟大的事业必须克己，严格要求自己说起来不难，连小学生都会在决心书上写下“保证严格要求自己上课不做小动作”，但真正持之以恒就不那么容易了。孔子本人就因为去拜见一个有道德缺陷的贵夫人而引起一些弟子的不满，史书中说这次拜见是“夫人自帷中再拜，环佩玉声璆然。”尽管这次拜见隔着一道帷帐没有直接见到人，尽管孔子一再强调这完全是出于工作需要，但他的弟子们仍然很不理解，他们认为已经听见佩玉相互碰撞的声音这至少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和老师制定的“四非原则”相违背。“四非原则”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李吉甫也没有能过做到十几年如一日的严格要求自己，重新职掌宰相大权之后他的一些缺点也开始显露，不再夹着尾巴做人，就好比一对夫妻渡过了浪漫的恋爱阶段开始随着性情来。比如他开始享受穿衣服要穿最好的料子吃饭要吃珍奇美味，比如他开始以我划线凡是支持自己的就提拔凡是反对自己的就搁置，比如他开始计较恩恩怨怨。

　　对于李吉甫的这些表现，官员们有的感到失望，有的表示不满，这些情况也反应到唐宪宗那里。
　　善于平衡各方关系的宪宗要给李吉甫设立一个对立面，要有人和李吉甫展开争论，皇帝在一旁乐观其成。对于国家大事事前有争论是好事，国家大事不能一边倒，对于皇帝来说一边倒的意见会造成偏听偏信。中国历史上有不少一致同意的事情在出事之后才会放出话来说其实在当初就有不同意见，与其事后聪明不如事先摆在桌面上争论。

　　唐宪宗选择李绛出任宰相。
　　李绛敢于发表自己的不同意见，在皇帝面前也是这样。在李绛出任宰相之前朝廷有两个宰相，一是李吉甫，一是权德舆。李吉甫善于思考谋划以智计见称，权德舆文质彬彬被誉为文章宗师，他们两个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激情不足，而以强贞著称的李绛担任宰相就好比是“鳗鱼效应”，给宰相班子注入了活力也注入了制衡力。
　　元和七年八月，四大藩镇之一的魏博发生变故，身为藩镇主帅的田季安病故。根据朝廷掌握的情况，在一个多月之前患病在身的田季安就已经被剥夺了军政大权以养病的名义被软禁起来，魏博的大权表面上落入田季安的儿子田怀谏手中。然而只要看看田怀谏的年龄就可以看出他明显是一个傀儡，田怀谏才十一岁，在幕后操纵这个傀儡的是田怀谏的生母也就是田季安的夫人元氏和家僮蒋士则。藩镇主帅的家僮这种角色和皇帝身边的宦官差不多。

　　内部生乱就是机会，解决魏博藩镇的议题被提到朝廷的议事日程上来，唐宪宗召集宰相商议魏博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