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对于李吉甫来说征讨淮西的准备工作已经开始了。
　　当初朝廷为了防备魏博藩镇在接近魏博的河阳一带常驻有主力军队，元和八年魏博重新接受朝廷的统一领导之后，河阳一带就不再是对藩镇斗争的前沿，继续驻扎重兵不仅没有必要反而会引起魏博将士的猜疑，我都听从你的指挥了你还用这么多的军队来防备我，这还是信不过啊。
　　驻扎在河阳的这只官军的去向一直在酝酿之中。
　　元和九年闰八月，淮西主帅吴少阳去世之后李吉甫向宪宗皇帝提议调整官军的战略部署，将河阳一带的驻军调往汝州，这只官军移防汝州一是可以防备淮西，二是可以保卫东都。根据这一调整方案，原河阳节度使乌重胤调任汝州刺史，他所统领的部队也随其移防汝州。当时朝廷为了褒奖魏博特别给节度使田弘正（也就是原来的田兴）加官检校尚书右仆射并发给魏博二十万贯钱的奖金，田弘正则对河阳驻军移防汝州看得更重，他说比起加官和奖赏河阳官军调离更值得欣喜。田弘正欣喜的原因是这种调动表明朝廷对魏博的信任，不再留着一手。

　　在接受了解决淮西问题的重任后，李吉甫请求亲自前往淮西招抚继任主帅吴元济，如果招抚不成就在前线指挥官军进剿生擒吴元济。尽管李吉甫再三恳请以至于又是声泪俱下，但唐宪宗并没有答应，此时征讨淮西的战役还没有正式开始，宪宗不会预料到此后征战的过程是那么艰难，宰相到前线统军的事还不会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正当征讨淮西的各项准备工作紧锣密鼓的进行时，元和九年十月三日，李吉甫突发急病病逝，时年五十七岁。
　　李吉甫去世之后的后事如何？围绕他的谥号所发生的驳议又是怎么一回事？
　　李吉甫的突然去世令唐宪宗感到震惊，元和前九年之中李吉甫在宪宗手下当了六年宰相，用起来可谓是得心应手，况且现在正是用人之际。宪宗皇帝对于逝者给予超出常规的抚慰，除了规定的丧葬费用之外还另外赐给五百匹缣绢抚恤他的家人，唐朝的时候绢是可以当钱用的，元和中后期一匹绢的官方价格大约是八百钱。在李吉甫丧事的每一个环节宪宗都会派出中使参加，以示哀悼。

　　宰相武元衡写了祭文派人前往李吉甫府宅吊唁，他在祭文中回忆了从元和二年起自己和李吉甫同日拜相，其后又分别出镇益州和扬州的经历，回忆了两个人再次在京师宰相政事堂相逢，回忆了这些年和李吉甫的友情。“星霜八变，交态不移”，八年星转斗移八年春去秋来，友情没有改变，始终不渝。在这八年中两个人“或乘春赏花，或对酒吟诗。音容不间，燕语忘疲。”

　　几天之后，武元衡翻出了李吉甫在夏天时写给自己的一首诗《夏夜北园即事寄门下武相公》，面对故人的诗作武元衡后悔当时因为公事繁忙没有来得及回赠和诗，如今李吉甫的诗作犹在自己却和他已经是人各一方。武元衡想到了挂剑这个典故，春秋的时候吴国的公子吴季礼出使途中路经徐国时拜见了徐国的国君，徐君很喜欢吴季礼的佩带的那把宝剑但不好意思开口索要，吴季礼也看出了徐君的心思但由于出使大国要讲究礼节佩剑是不可缺少的，就带着这把宝剑离开了徐国。等到吴季礼完成使命回国途中再次路经徐国时，徐君已经去世。吴季礼解下腰间的宝剑挂在徐君墓冢的树木上。挂剑这个典故后来就用来形容思念故去的朋友生死不变的情感。

　　武元衡提笔写下了一首诗，诗的题目很长《甲午岁相国李公有北园寄赠之作，吟玩历时。屡促酬答，机务不暇未及报章。今古遽分，电波增感，留墓剑而心许，感邻笛而意伤。寓哀冥寞以广遗韵云》，诗的最后两句是：“天高不可问，空使辅星昏。”
　　盖棺论定，像李吉甫这种级别的官员是可以获得官方的谥的，这种谥等于官方的结论。
　　元和十二年三月，负责拟定高级官员谥的太常寺上报了李吉甫的谥：敬宪。
　　这是一个褒义的谥，是那种可以流芳的评价。
　　一个去世官员的谥公布之后要经过大臣们的审议，如果有人反对可以提出驳议。唐朝争议最大的一次审议是初唐关于许敬宗的谥，许敬宗死后最初定下的谥是“谬”，谥法中说“名与实爽曰谬”，这里的爽是违背的意思，这显然是贬义的谥。
　　谥是对一个去世者品德、行为、功过的论定，对于其子孙后代的荣誉和前途都是一种影响，祖宗如果背上一个不好的名声后代将会被人指着脊梁骨冷嘲热讽。切身利益不得不争，许敬宗的孙子感到耻辱，强烈要求修改这个谥。太常博士王福时坚决不同意，双方争执不下，这时唐高宗李治出面调解，在高宗看来许敬宗还是有功的，在册立武则天为皇后这件事上他是站在朕这一边举手赞成的。唐高宗下令朝廷五品以上的官员共同讨论这个问题，礼部尚书提出一个折衷方案，他说谥法中讲“既过能改曰恭”，许敬宗可以谥“恭”。犯了错误不要紧，能够改正就好。这次争论才算结束。

　　当李吉甫的谥公布之后，度支郎中张仲方提出了驳议，他认为李吉甫不配用“敬宪”这个谥。
　　张仲方驳议的理由基本上是两个方面。
　　一是针对李吉甫的个人品质，张仲方认为李吉甫“大权在握，沉谋罕成，好恶徇情，轻诺寡信。谄泪在脸，遇便则流。”手中掌握着大权却没有什么成功的谋略，以自己的好恶去徇私情随意承诺却不讲信义。谄人的眼泪就好像挂在脸上一有机会就会留下来。
　　张仲方驳议的另一个方面和正在进行的征讨淮西的战争有关。他认为正是因为李吉甫的鼓动皇帝才发动了针对淮西藩镇的战争，结果是将近四年也没有见到成效，搞得皇上从早忙到晚，大臣们惭愧羞耻，农民没有办法种地，妇女不能安心织绢，耗费国家收入，夺去将士生命。
　　说李吉甫“大权在握，沉谋罕成”显然是硬在砸砖，品论一个人的时候说些危言比起心平气和来说更能够引起人们的注意，砸砖讲究一个砸字不是轻轻地放在你的头上事先还要说一声不好意思。唐宪宗在元和前期和中期任用宰相是得当的，唐朝有三个名相云集的时期，唐太宗贞观年间，唐玄宗开元年间，再一个就是唐宪宗元和年间。在元和前九年中李吉甫二次出任宰相的时间加起来有六年左右，在元和年间他是在位时间最长的宰相，唐宪宗是不会让一个“沉谋罕成”的人干这么久的。

　　很难说张仲方的驳议没有掺杂个人私心。当元和三年年底吕温、羊士谔等人因为诬告李吉甫被贬职的时候，张仲方也因为是吕温的门生而被调离中央机构到地方工作，这就埋下了怨恨，而怨恨往往会使人偏离事实。
　　张仲方驳议的关键倒不是在对李吉甫个人品质的议论这一方面，这一方面只是一个引子，所引出的是关于淮西之战的议论，而这种议论表面上是针对李吉甫的，但其背后是大有文章。
　　张仲方关于淮西之战的议论一出就有人对号入座了，这个人就是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唐宪宗。
　　唐宪宗认为张仲方这是在借驳议来压战争，实际的矛头是针对自己这个皇帝的，他的这些观点代表了朝廷中那些反对以武力解决藩镇问题的大臣们的意见。
　　淮西之战的真正发动者是唐宪宗，这是关系到帝国前途之战。或许当时一些人们对于这种大动干戈还不能完全理解，但当后人以全景镜头品味唐朝的时候淮西之战的重要性将会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