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还要从五坊小儿的事说起。
　　五坊小儿在当时是一个社会问题。五坊指的是雕、鹘、鹞、鹰、狗五种动物的饲养场，它隶属于皇家，五坊小儿是由宦官管理的。这些动物平日里由小儿们养着，到了皇帝外出打猎的时候就会用上。当然只是在皇宫的后花园养着是不行的，要经风雨，要见世面，就是说要带着它们去郊外放养。每年秋天，五坊小儿都会到近郊或者外县去放鹰溜犬，所到地方的官员必须供着养着五坊小儿，稍微有些不和他们的意图就会遭到恣意的勒索，老百姓更怕见到五坊小儿，见到这些人就和见到了强盗一般。

　　五坊小儿在唐德宗贞元末年是最为暴横的时候。
　　贞元末年时的德宗已经养成了维持现状不思改进的习性，那些被下放的官员一放就是十好几年，那些钻营而上的官员一用就不想放手，那些顽症比如“宫市”“五坊”，比如官员的“余羡”也就是巧立名目交给皇帝的收入，都在放任着。这种放任实际上是在纵容。
　　五坊小儿那时候经常欺诈民众，他们甚至于张开罗网堵在居民家的门口，里面的人想出来汲水都不行，他们说这样会惊了供奉的鸟雀；他们还聚众在卖饮食的屋子里肆意的吃喝，不给钱还不说临走前会留下一筐蛇，嘱咐人家说我们要用这些蛇喂养鸟雀，你可要好好看着，饿了渴了都要找你算帐。人家知道他们是在讹人，赶紧给他们塞钱，这样做之后他们才会把蛇筐拎走。

　　元和已来，五坊小儿有所收敛，但那些毛病还在，总以为自己是皇家的人，一旦出去地方官员就得惯着。皇帝本人也认为他们不过是一些家奴，有事时你说一声皇帝可以处理，没事的时候就应该让着他们一些。
　　元和九年秋天，五坊小儿到了下邽县，下邽县是华州管辖的一个县，白居易就是那个县的人。五坊小儿到了下邽县后却碰了钉子，下邽县的县令裴寰嫌他们太凶恶，就没给他们面子，出了招待所一切都不照顾，和普通百姓一样。五坊小儿们很愤怒，就编造出裴寰的谣言，说他大不敬辱骂皇上。消息传到唐宪宗那里，就成了典型，皇帝很生气，下令将裴寰捉拿归案。

　　宰相武元衡和一些大臣们不同意这种做法，他们据理说服唐宪宗，但宪宗大怒之气未消，不肯善罢甘休。
　　裴度在延英殿和宪宗谈起裴寰的事情，他极力证明裴寰是无罪的。宪宗更生气了，他说要是依着你的话，裴寰没有罪就打五坊小儿，反过来如果五坊小儿没有罪就处决裴寰。
　　面对皇帝的愤怒，裴度从容的回答说，按照罪过应该这样处理，但裴寰身为一县之长，忧惜陛下的百姓，岂能随意加罪与他。
　　说话要抓住重点，裴度就抓住了重点。在这个时候你给皇上讲什么法律是不顶用的，而说裴寰是为了替百姓分忧，而这些百姓也是陛下的百姓，这就足以让唐宪宗去思考了。
　　唐宪宗这个时候还是能讲理的人，他听完裴度的话之后冷静了下来，经过一阵思考之后，他的怒气消了。第二天，裴寰被无罪释放。
　　元和十年的时候，裴度又遇上了一个问题，这一回是关于刘禹锡的工作安排。
　　日期：2011-12-31　20:25:59
　　这是一个延续了十年的事情。

　　十年之前，随着新任皇帝唐宪宗的一声令下，韩泰、韩烨，柳宗元、刘禹锡、陈谏、凌准、程异踏上了谪贬的道路，这七个人和前宰相韦执谊被称为“八司马”。他们这一去就是十年，在此期间凌准、韦执谊先后病逝，程异被提前录用，其它人一直在苦熬。
　　在这十年中，刘禹锡，柳宗元多次给一些权威人士写信，阐述自己所遭到的不幸，请求他们在皇帝面前说上几句好话，使自己能够调回京师工作，但都没有下文。
　　直到元和九年年末，终于从京师传来了好消息，他们奉调回京重新分配工作。这的确让他们赶到兴奋，刘禹锡一路前行最早到达关中，他住在长安城的都亭驿中等待同仁的到来。他写了一首诗：“雷雨江山起卧龙，武陵樵客躡仙踪。十年楚水枫林下，今夜初闻长乐钟。”长乐宫是唐朝人惯用的写法，用长乐宫来代表皇家的宫殿，用长乐钟代表唐朝皇家宫殿中的钟声。十年之后，当刘禹锡又听见从宫中传来的钟声时，他的心情可想而知。

　　柳宗元也回到了长安，在他看来这一路上的花朵都是崭新的，处处显示这一个不同的春天，他写到：“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归人。诏书许逐阳和至，驿路开花处处新。”那份征召他们回京的诏书是和阳春一起发出的，十年之前的谪贬现在终于有了归期，长安将会成为他们的一个新的起点。
　　但现实是无情的。
　　唐宪宗和下达诏书召回几位司马的人并没有搭成共识，一些谏官们也发表自己的见解，认为让这些人回京师做官有些太草率，而且朝廷也不在乎这么几个人。于是在新发布的任命书中，虔州司马韩泰被任命为漳州刺史，永州司马柳宗元被任命为柳州刺史，饶州司马韩烨被任命为汀州刺史，台州司马陈谏被任命为封州刺史，朗州司马刘禹锡被任命为播州刺史。

　　虽说他们的官职是提升了，但任职的地点却更加遥远，这份任命书对于这些司马来说无疑是当头棒喝。
　　刘禹锡更是左右为难，原先有消息说他将被任命为朝廷的郎官，那是一个很令人羡慕的职务，但实际发布的却是播州刺史。
　　播州那个地方在夜郎的西南面，离京师有四千四百多里路，那个地方当时还是刀耕火种。更让刘禹锡为难的是他还有一个八十多岁的老母亲，这种年龄的人要到那种地方去，就是走向死亡。
　　柳宗元说，播州不是人呆的地方，刘禹锡还有一个老母亲在，母子都到播州去是不可能的事情。但刘禹锡又不能放弃自己的母亲，那样做是不孝的事情。因此，柳宗元决意要以自己所去的柳州和刘禹锡交换。他说，即便是因此而得罪皇上而死也要换。
　　自己去播州，让刘禹锡和母亲去条件相对好一些的柳州，这是一种情意，是那种忠义之情。柳宗元死后，韩愈给他写的墓志铭中强调了这一点，韩愈说：“士穷乃见节义。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徵逐，诩诩强笑语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穽不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兽夷狄所不忍为，而其人自视以为得计。闻子厚之风，亦可以少愧矣。”这是韩愈在柳宗元墓志铭中的精华所在。此时韩愈刚刚经历过潮州之贬，“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洲路八千”，他对于人事间的关系看得太清楚了。

　　此时裴度出面为刘禹锡求情，他对唐宪宗说，刘禹锡确实有罪，但他的母亲年事已高，就这样和儿子做生死之别却是让人伤感的。
　　唐宪宗不认为这样做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他说作为一个儿子尤其应该自谨，不要让亲人感到忧伤，这正是刘禹锡应该重重处罚的原因。
　　裴度旁敲侧击：陛下正在服持太后，恐怕对于刘禹锡也应该宽容一些。
　　唐宪宗沉默良久之后说，我刚才所说的是要责怪当儿子的，不过不应该伤害这个人的亲人。
　　裴度走后，宪宗对左右的人说：“裴度爱我终切！”
　　第二天，刘禹锡改任连州刺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