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特使是经过反复挑选的，因为此时要去淮西已经很困难了，要走小路避开官军，因此这个人物需要的是胆大心细，善于变通，更重要的是当他到达淮西的时候要透过现象看到本质上的东西，看出淮西存在的问题。刘晏平经过汴州、宋州，一路潜行避开官军的盘查，最终进入蔡州。
　　蔡州的吴元济见到刘晏平之后大喜望外，终于来了亲人了，于是又是款待又是送礼。刘晏平带着厚礼回到了郓州，但他并没有替吴元济说好话，当李师道屏去左右的人单独询问刘晏平所看到的情况时，刘晏平的回答很令李师道失望。
　　刘晏平说，吴元济的主力数万人征战在外，形势看起来很危险，可他日日夜夜都在同仆妾们游玩、戏耍，又是赌博，又是下棋，看起来就和没什么事情一样，面无忧色。以我的观察，淮西必将灭亡，恐怕这个日子不会太远了。
　　刘晏平说了老实话，即便是他说的不对，也应该姑妄听之。但李师道没有这样做，李师道向来把淮西看作自己的后援团，听到刘晏平的这些话后很不高兴。人一旦生了气之后会有各种各样的手段来发泄，李师道采用的方式出乎人们的想象之外。
　　他找了一个借口把刘晏平杀掉了。

　　李师道采取杀人的手段来对待一种不符合自己观点的看法，可见他已经踏上了死亡之路。
　　凌云栅的易主也影响到朝廷关于宰相的任命。
　　元和十一年八月，宪宗罢免了韦贯之的宰相职务。
　　韦贯之被罢免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因为他不同意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早在宪宗决定再对成德用兵之时，韦贯之就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他认为当前正确的做法是专心致力的去攻打蔡州，而不应该同时对成德采取军事行动，两处作战是需要耗费大量的物质和财力的，以朝廷现在的现状无法满足两线作战的供给。
　　宪宗此时有些心急，想着将蔡州和成德一并拿下，然后专攻淄青，这样一来天下太平的日子会来的更快一些。而且宪宗自始至终忘不了武元衡遇刺的事情，成德的王承宗逃脱不了干系。在这种想法的指导下，宪宗当然听不进韦贯之的意见。韦贯之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观点，他对唐宪宗说，陛下应该记得建中年间唐德宗的事情。那场灾难开始是征讨魏博和淄青，却引发蔡州、幽燕、赵州的连锁反应，最终导致朱泚趁乱而起，朱滔随后向北进兵。德宗出走奉天最终到达梁州。这里面的原因固然是很多的，但主要是德宗皇帝不能容忍几年来积攒下愤怒和耻辱，想着迅速的扑灭当时那些割据的藩镇。陛下为什么不能宽限岁月，等待征讨蔡州得手之后再对付成德呢？

　　单从这一点来说，韦贯之的话是很中肯的，宪宗皇帝心里也明白这些，但是他已经下达了征讨成德的诏令，再收回来是不可能的，那样会付出很大的代价。只有先打着看着。或许能够战而胜之呢？
　　如果仅仅是由于韦贯之反对双线作战，宪宗皇帝还不至于罢免他的宰相职务，张弘靖当初是请求辞去宰相职务的，既然是自己请求不如送个“人情”。韦贯之并没有请辞，宰相之间出现不同意见并不奇怪。
　　关键的问题是张宿出现了。
　　日期：2012-01-07 20:49:41
　　张宿是那种“小人”。
　　司马光对于“小人”所下的定义是：“才胜德谓之小人”。他评价说：“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其为害岂不多哉！”张宿就是“才胜德”的人。

　　张宿本来是个老百姓，就是“布衣诸生”。唐宪宗还是广陵王的时候，张宿就出入王邸和宪宗有了交往。后来宪宗被立为太子，张宿经常进入东宫面见太子，以口才好而著称，什么事都敢说。太子这种位置基本上是处于封闭状态的，要了解外面的情况就要靠耳目，张宿进来就带来外面的信息，这是对于太子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太子也需要了解外面的社会。

　　宪宗正式即位之后，张宿受到格外的照顾，被任命为左拾遗，成为皇帝身边的谏官。以一个普通老百姓的身份一跃而成为左拾遗，这是一个相当大的飞跃。张宿担任左拾遗后因为和皇帝原有的交情，经常被叫进宫中面谈。不过张宿犯了一个错误，泄露了皇家机密，被贬到郴州去当县丞。
　　一晃十年，元和十年之后，张宿被重新调回京师。这当然是宪宗的指示，宪宗还没有忘记旧日的交情。这一回张宿担任的是左补阙，和十年之前的官职差不多，都是皇帝身边的谏官。
　　元和十一年的时候，张宿要出使淄青。宰相裴度说，张宿是代表朝廷出使的，应该给他授予一套正规的服装。这种服装叫“章服”，包括穿的、戴的、佩的，搞得好的话，皇帝还会“赐绯”，就是特别允许他可以身穿五品的绯色服装。
　　裴度的这个建议遭到韦贯之的坚决反对，他说张宿是皇上依据自己的感情提拔起来的，这本身就不符合朝廷的制度，我们没有阻挡制止这已经是一个错误了，现在不能再让他假借恩宠去招摇过世。
　　由于韦贯之的反对，授予张宿章服的事就此搁浅，张宿怀恨在心，要报复韦贯之。
　　元和十一年八月，张宿向皇帝汇报说，韦贯之搞小圈子，就是说韦贯之“朋党”。

　　“朋党”在唐朝乃至在封建社会一直是一个大问题，宪宗皇帝对于“朋党”是不能容忍的。对于战争的不同意见还不至于将韦贯之免职，但对于“朋党”那就要直接拿下了。
　　但是，张宿说韦贯之搞“朋党”纯属捕风捉影。
　　早在元和八年，当时的宰相李绛和唐宪宗有一段关于“朋党”的对话。唐宪宗问诸位宰相：人们都说外边朋党大盛，这是怎么回事？在场的李绛说，自古以来当皇帝的最厌恶的就是大臣们结为朋党，所以小人污蔑君子的时候一定会说他们搞朋党。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朋党这个东西说起来可恶，但寻查起来都是没有迹象的。当初在东汉末年，凡事天下的贤人君子都被宦官们攻击为朋党而遭到禁锢，搞得国家因之而灭亡。这都是那些小人意欲谋害善良的人们的言论，希望陛下能够知道这一点。岂能让天下的君子都和小人合流，然后才叫没有朋党呢。

　　李绛说朋党是“群小欲害善人之言”，张宿正是这样干的。韦贯之反对开辟第二战场，这是工作中的正常意见，而且是在正常的渠道发表的言论，这一点张宿没有什么把柄可抓，他要找别的借口。
　　韦贯之沉默寡言，看不上的人坚决不同其来往。有一个例子可以证明韦贯之的这种性格，那是在唐德宗贞元末年，当时的京兆尹李实可以说是权倾一方，虽说只是个京兆尹但管的事情绝对不止京兆府这个圈子，中央的那个部门缺少以为官员，只要找到他谈好条件，保证能去顶这个缺。
　　有人向李实推荐了韦贯之，李实说这个人我知道，和我住在同一个坊区，早就听说他是个贤慧的人，只要我见上他一面就可以向皇帝推荐。李实还郑重的把韦贯之的姓名书写在自己的笏板上，他对推荐者说，我已经记下了他的名字。
　　推荐者很高兴，急匆匆的去找韦贯之，说是你只要去见上李实一面，第二天就可以升迁了。
　　韦贯之听罢不置可否，始终没有去找李实，这样做的结果当然是不能升迁了，但韦贯之认了。
　　李实最终被贬出京城，这是唐顺宗上台之后做的一件大事。说句实话，凡事新的皇帝登基之后，京兆尹都是要换的，不过李实走的时候有些惨，京师的百姓们听说他被贬出长安时怀里揣着砖头瓦块在出城的道路两旁等着，要砸他。李实得知这个消息后改变路线绕道而行，这才免去一场祸端。
　　韦贯之性情高简，来往的人都是有品位的，他从来没有说过虚伪的话来恭维人，那些送礼的人都不敢上门，和他交往的人多是本姓的拔尖人物。